跨海归来

正在上海博物馆第二展厅举行的《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明清贸易瓷展》中有一件造型奇特的双管瓶，这是一件清代康熙年间生产的外销瓷器，由景德镇制造，销往遥远的欧洲大陆。

双管瓶是一种造型非常特别的器物，双口连体，器腹中间隔断不通，可以同时盛放两种液体（图1动画），其来源可能与16世纪意大利当地一种软陶油醋罐有关，因而亦可称之为油醋瓶。类似的器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历史博物馆和英国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图2组）也有收藏，只是在器身装饰上略微有些不同。馆藏的这件油醋瓶直接仿制自欧洲的玻璃器（图3组），通体用青花满绘花、果和昆虫，可以辨认的有葡萄、石榴、桃子、牵牛花、菊花、兰花以及蝴蝶和蜻蜓，繁而不乱（图4）。双管的外口沿和圈足上都有一周三角形的波浪纹，双管的内口沿还有一圈卷云纹（图5组）。整器造型新颖，纹饰丰富，画风草逸，是民窑外销瓷中的精品。

景德镇窑青花果树纹双管瓶共有一对（图6），均来自于荷兰收藏家倪汉克先生的捐赠，是他的外祖父、父亲及其本人历年来共同收藏的外销瓷中的精品。

倪汉克先生的外祖父本·范·希斯（Ben van Hees）自20世纪20年代晚期即开始收藏中国外销瓷，他的父亲也非常着迷于这种精美的器物。而这些瓷器上的奇妙设计和纹饰深深的吸引了当时年幼的倪汉克，他好奇瓷器上画的男人为什么都穿着裙子，留着长发、还扎着马尾，于是便开始学习欣赏中国瓷器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收藏（图7）。

2007年，倪汉克先生参与赞助了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欧洲19世纪绘画艺术博览会，并参观了上海博物馆。在这里，他饱览了对他来说极为罕见的官窑瓷器，也发现对中国本土而言，在欧洲相当常见的中国外销瓷却十分稀少。这使他决定将家族三代人收藏的瓷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让那些外销瓷器在三百年后结束欧洲大陆的旅程重新回归中国。2008年，倪汉克先生珍藏的97件瓷器悉数入藏上海博物馆，并于次年“海帆留踪——荷兰倪汉克捐赠明清贸易瓷展”中首次向世人展示了它们迷人的风姿。

异域风情

虽然具有无可置疑的景德镇青花制作特色，果树纹双管瓶的造型和装饰却充满了鲜明的异国情调，这在倪汉克先生的捐赠品中并非孤例（图8组），而在同时期的外销瓷中也屡见不鲜（图9组），这些作品很显然属于当时“来样订烧”的产物。

尽管没有取得外销瓷贸易的先发优势（图10），荷兰却是中国瓷器在欧洲得以普及的最主要推手。从17世纪初开始，荷兰继葡萄牙后取得海上霸权（线路图），同时也成为中国瓷器的最大代理商（图11组），1619 年，他们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设立总督，筑城设防，使其逐渐成为荷兰人经营东方的重要基地，以此为据点，大量开展瓷器贸易。1624 年，荷兰人在占领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后，台湾也迅速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又一个瓷器贸易中心。据统计，从明万历三十年（公元1602年）至清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80年中，至少有一千六百万件中国瓷器被荷兰商舶运载到了世界各地，即便是18世纪失去了瓷器贸易的垄断地位后，瓷器贸易仍维持了高额的利润（图12组）。

明末清初的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朝代更迭接二连三，海禁政策也时紧时松，使瓷器的生产和外销都处于一种极不稳定的状态之下。但荷兰人表现出超凡的商业组织能力。他们建立起采购网络，在控制数量、选择种类款式、确定购销价格，以至采购地点、模式，转运分销各殖民地商埠等方面都有成功的操控调配手段。他们真正把欧洲销售市场的信息迅速反馈到中国，连结了瓷器生产者和欧洲客户，使中国瓷器注入了欧洲文化因素。

早在十七世纪初，中荷瓷器贸易就已按照国际贸易惯例，采取签订销售合同、预付定金的方式进行交易。作为东方瓷器商品在欧洲的主要代理，荷商收集不同国家的要求转达中国，最后把运到荷兰的瓷器分销到欧洲各国。

为了使中国瓷器能够在荷兰及欧洲畅销，公司很快就主动向中国商人提供样品（图13组）。1635年，荷兰商人第一次把欧洲市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宽边午餐碟、芥末罐、洗脸盆等做成木制的模型（可能是避免海运途中损坏），带到广州，请中国的瓷器匠师们模仿生产，然后在1639年，把试制出的首批样品运到荷兰。这些产品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们所生产的瓷器完全适合欧洲市民的使用，在欧洲市场上供不应求，瓷器终于走入了欧洲的普通人家（图14）。

摹仿与创造

十五世纪欧洲商船来到东方，是新世界和旧世界的一次历史性邂逅。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如同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般精力弥漫、充满好奇，还带着几分莽撞和粗鲁。而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深邃，手工业先进。欧洲人惊叹于中华帝国的广阔、富有、发达和优雅，迷恋这个国家慵懒、奢华和风情万种的生活。中国风尚风靡世界，给欧洲人带来新鲜的灵感和创意，激励他们学习、摹仿并超越，而外销瓷的风靡，则是这种“中国热”的先导。

中国外销瓷的品种，早期以具有传统本土风格的作品为主，造型花纹带有鲜明的民族风，尤以青花瓷广受欢迎（图15）。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商人日益留意西方人的喜好，瓷器的形制、纹饰开始根据欧洲商人的要求而制定，或以传统纹饰装饰欧洲器形，或在传统的中国器物上饰以西洋人物或纹章，乃至生产从造型到装饰全盘西化的作品，使自己的瓷器更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随着五彩、粉彩、珐琅彩瓷器的创烧和发展，中国外销瓷的品种也更趋多样化（图16组）。

在进口中国瓷器的同时，欧洲从未停止对瓷器原料和烧制技术的研发。晚明时期销量最大的青花瓷器，一直是欧洲各国乐于仿制的样本，它洁白质地上幽艳的花纹，具有冷艳深沉的美感。荷兰的代尔夫特窑在17世纪专门烧制模仿中国青花的白釉蓝彩陶器，装饰欧洲人喜爱的中国图案。在同时期当地最著名的画家维米尔的作品中，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叫做“代尔夫特”的陶器（图17）。18世纪德国人首次成功烧出了真正的硬质瓷器，一位名叫约翰·夫里德里克·波特格（Johann Friedrich Bottger）的炼金术士，在被酷爱瓷器的萨克森君主奥古斯特二世囚禁于城堡数年之后，终于在1708年1月15日成功研制出欧洲第一件原创高温硬质瓷（图18）。1710年皇室在德雷斯顿附近的麦森（Meissen）成立了欧洲第一家瓷器制作工厂。此后300多年来，麦森瓷器一直贵为欧洲第一名瓷（图19）。同一时期，法国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汉名殷弘绪），于1705年抵达中国瓷都景德镇，暗中偷习中国制瓷秘诀长达七年之久，并于1712和1722年先后两次致信奥日神甫告知瓷器成分配比和烧造工艺，致使西方国家终于在数年后成功仿制了中国瓷器。至此，欧洲瓷业取得了革命性的发展。

输出与反馈

中国瓷器对欧洲的影响远远不止于陶瓷工艺的发展。瓷器清洁、致密、耐热并易于清洗的特点，使欧洲人找到了更为卫生实用的饮食器皿，从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日用品革命，改变了长期使用木质或陶质器皿就餐的习惯。当时的贵族们甚至觉得瓷器是比金银器皿更为珍贵的器具，而1614年出版的一本描述阿姆斯特丹情景的书证实，当时瓷器已成为“普通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具”。

明清外销瓷的东方情调给欧洲人带去了迥异于以往一切经验的艺术感受，也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艺术灵感。17-18世纪西方艺术史上巴洛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转变，清雅活泼，柔和优美的作风取代了原先豪华浓艳，凝重饱满的风格。而中国瓷器独特的色彩搭配，优美的器物造型，婉转的彩绘线条和出人意料的构图布局无疑给欧洲艺术带来了丰富的创作资源。这一时期欧洲的园林建筑，家居、服装和器物上的花鸟装饰以及中国风味的绘画（图20组）等等，无不受到中国瓷器艺术的孳乳。

大规模的瓷器外销同样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新世界的风景。海外市场的不断扩大，对瓷业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生产技术上为提高生产速度, 制瓷工具有了重大突破, 成型多了旋坯车, 施釉采用吹釉法。瓷业分工不断细化，其复杂精细在古代中国同行业中绝无仅有。制坯作坊内部分工精细，“过手七十二, 方克成器”，粉彩绘画分画工、染工，画者不染，染者不画。

随着越来越多的订单提出了新的式样和图案需求，“洋器”日渐流行。这些作品的样本大多来自欧洲人的版画，而其绘画风格，则是“均以西洋界算（透视）法行之。尤以开光中绘泰西妇孺者为至精之品。”为了保证绘画的质量，清代康熙年间出现了由景德镇烧制瓷坯，运往广州进行彩绘的“广彩”瓷器（图21组）。

总之，到18世纪中期，在沿海开放地区和北京的宫廷之中，洋人、洋器、洋画已经是不足为奇的景象。然而中国人对这些新玩意的兴趣也仅止于此，固有的传统依旧强大，外国货和他们所代表的异域风情只能作为原先生活的点缀。发达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满足于自给自足、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从皇帝到平民，都不想有所改变，也确实没有改变。

终于，随着欧洲、日本日益成熟的瓷器生产为西方提供了新的选择，华瓷垄断海外高端瓷器市场的局面被打破了。始终保持着作坊式生产和官营贸易的中国瓷器无论制造和销售都不能满足飞速发展的形势，每况愈下，逐渐衰落下来。

本期执笔：李智动画制作：葛晟（美国波特兰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