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燮君 甲申秋日，马承源先生因病不幸逝世，离我们而去。 这些天来，上海博物馆沉浸在无限的哀思与缅怀之中，我们沉痛地经历着没有老馆长的日子。 清晨，马先生该到博物馆了；午间，马先生该在车道里出现了；中秋，马先生该赏月了；长假，马先生该出长文了……可是几日不见老馆长，迎来的却是秋意深深，哀思绵绵，白白的挽幛，长长的唁电…… 我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上博中国古代青铜馆，驻足于马先生钟爱的大克鼎、牺尊、晋侯稣钟、吴王夫差前，一遍又一遍地聆听在晋侯稣钟上演奏的青铜音乐《阳关三叠》，寻觅着马馆长鉴定和观赏青铜文物时那种欣喜、坚毅、求索的目光。我一回又一回地走进人民广场，停留于水珠腾跃的中央喷泉旁，置身于晚风荡漾起的乐曲声中，眺望上博新馆的晶莹、璀璨。此时，耳旁又响起了马先生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前关于新建上海博物馆的誓言，眼前凸显老馆长手举望远镜，寻找出日本施工人员拼接外墙花岗石贴面误差一个多毫米的情景…… 不，马先生没有离我们而去。几天前，马先生与我在馆内一楼过道相遇，他还高兴地告诉我，第四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校样已校，即将出版。一周前，在文管委系统的大会上，我还深情地介绍了法国总统希拉克与马先生的友情，希望大家以更大的作为进一步赢得文博事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在老领导、老专家们创造出的辉煌业绩的基础上，再创新的辉煌。一个多星期前，我在向国家文物局有关课题组介绍上博经验时，还反复诉说着老先生带领上海博物馆走进事业的新的成长期。马先生和老一辈馆领导、专家们不懈努力，使上海文博几代人的平凡的人生铸就了上海城市文博事业的不平凡的年轮；使上博的中国古代青铜、陶瓷、书画、工艺品的陈列展览和各种临展更具视觉冲击力、历史穿透力和文化震撼力；使现代文博理念、审美意识、史学视野和人文关怀更好地接纳千百年来春风秋阳一路呵护而来的智慧、经典、悲壮和铿锵；使普通市民、中小学生密集地走进上海博物馆，徜徉于古代艺术殿堂，在赞叹人类古文明的同时，赏我中华文物，爱我中华人文，扬我中华文化，壮我中华精神。 马承源先生为浙江镇海人，生于1927年11月3日，在学生时代即投身革命。1954年12月到上海博物馆工作，从此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文博事业。马先生1985年3月起任上博馆长，1988年10月起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1999年3月起任上海市文管委顾问、上海博物馆顾问。他曾任中国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理事长、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中国考古学会第一、二届理事会理事。1991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荣获美国亚洲文化委员会授予的洛克菲勒奖，1998年荣获法兰西共和国国家荣誉军团勋章。半个世纪以来，马先生以他的文博胆略，和同事一起，奠定了上海博物馆发展的较高的逻辑起点；马先生以他的学术胆识，和同仁一起，确立了上博与世界各大博物馆从容对话的学术地位；马先生以他的人文豪气，和同仁一起，提升着上博职工队伍的综合素质；马先生以他的文化睿智，和同行一起，绵延着上海文博事业的壮丽史诗。马先生是中国文博界的泰斗式人物，他的逝世无疑是中国文博界的重大损失。 创新 马先生充满创新的智慧，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任上博馆长后，立即领导了陈列室的改造，完成了青铜、陶瓷、书画、雕塑四个陈列室的改建和钱币馆的新建，在全国同行中颇受瞩目。马先生最成功的创新思维随着上博新馆的兴建而展开。在马先生和同事们的不懈努力下，上海的一些老同志和各方各部门大力支持，上海市领导高瞻远瞩地作出了建设上博新馆的决策。1993年8月，上博新馆建设工程在人民广场南端开工。马先生与设计师共商大计，把新馆的设计思路定为“历史——未来”、“传统——现代”、“民族性——世界性”，在建筑语言上推陈出新，追求功能与形式的统一、精神与物质的结合、技术与艺术的融会，使上博成为城市最重要的文化窗口之一，使中国博物馆的现代化步伐率先在东海之滨迈开。马先生和同事们的创新睿智表现在建筑设计的整体理念、陈列室的空间布局、博物馆基本功能的现代化推进上，反映在空间营造的整体性、硬件软件的互补性、设备设施的先进性的积极运筹上，体现在外墙贴面的西班牙花岗石、大厅内墙贴面的印度砂石、地面装饰的沙特阿拉伯大理石的精心挑选上，融会在大堂的装修、每个陈列馆的基本色调的互异、门外石雕和门环纹饰的悉心选择上。局部之中见创新，局部的创新反映了整体思路的创新；过程之中见创新，过程的创新保证了动态推动的创新；细微之中见创新，细节的创新是创新睿智的另一种时空定格！ 呵护 马先生对文物的“呵护”不遗余力，对国宝的抢救坚持不懈。在马先生和同事们的全力抢救下，上博已先后抢救回归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石刻造像以及丝织品等各类文物珍品300余件，其中有晋侯稣钟、吴王夫差、战国楚竹书等国之瑰宝。战国楚竹书的抢救入藏和经典解读，充分反映了马先生对于稀世文物的不懈“呵护”。1994年春，香港古玩市场悄然出现楚简，关注战国竹简文字编纂的张光裕教授迅速把信息传递给上海博物馆，并电传过来一批摹本，由此拉开了战国楚竹书入藏上海博物馆的序幕。事后马承源先生深情地回忆说：从当时电传过来的摹本看，有几支是《周易》中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些不知篇名的有关文王和周公的内容。从以后几次电传的摹本中进一步了解到，这些竹简文字估计多是尚未知晓的先秦古籍，简文字体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相一致。信息往来，当断则断，马先生决定立即抢救这批竹简，出资收购。5月，这批竹简顺利送抵上海博物馆。同年秋冬之际，相关竹简又一次在香港出现，这次是在香港的上博之友联合出资收购，热情地捐赠给上海博物馆。可以说，从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之日起，就有文化震撼之下的一种殷殷文化关怀和不懈的文化“呵护”。这批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重大价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学术意义。战国楚竹书的简文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所涉书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传为美谈。楚竹书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不少经典论点的首见，将对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音乐史等产生深刻影响。 勤勉 马先生一生勤奋。他过了古稀之年，刚开始学电脑，硬是从基础学起，居然很快能用电脑从事研究，一时被传为佳话。马先生在中国古代青铜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更是独树一帜，硕果累累。他撰写并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中国古代青铜器》《青铜礼器》《中国青铜器研究》等学术专著；主编有《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中国青铜器》《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和十六册之巨的《中国青铜器全集》、四卷本的《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等。其中，《中国古代青铜器》被牛津大学译成英文，在世界许多国家流传；文物教材《中国青铜器》已成为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课本；《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收集中国历代青铜器1300多件，影响甚广；十六册《中国青铜器全集》被誉为是20世纪以来最完整、最系统、最权威的青铜器图录研究大全。在马先生的论著中，就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器形、纹饰、铭文、分期断代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史实，乃至铸造、修复、鉴定等都提出了论断科学合理、见解新颖独到并充满睿智的思考，形成了具有自己学术个性并为学术界所公认的研究体系。马先生对中国青铜器的发展阶段作出科学划分，即划为育成期、鼎盛期、转变期、更新期和衰退期。商代盘庚迁殷以前是青铜艺术形成和开始发展的时期，可谓育成期。属于此期的青铜器的形制特征是扁体的平底爵，狭流，有钉椎形柱。有菌形柱或钉椎形柱的三足中空平底。纹饰要素为兽面纹即所谓“饕餮纹”的结构已经出现。雷纹已开始应用，但不作地纹。有两侧斜三角的目纹，有成形或不成形的动物躯体纹。纹饰为普遍的羽毛状的阴阳线刻平雕等等。那种以兽面为主体的象征性的神秘谲奇的艺术风格，一开头已具有明显的特征。自商代晚期至西周昭王为止，为鼎盛期，这是青铜器艺术的第一次高涨。鼎盛期青铜器的艺术成就，最突出的表现在器物的造型设计上，有些器物的本身已成为一件完整的立体的雕塑，如那时的卣、觥、尊等器形中均不乏这种实例。这一时期，用绿松石为质料的青铜器镶嵌工艺也出现了，它为以后的金银镶嵌器打下了良好基础。在整个鼎盛期，各种装饰艺术都有高度的繁荣，青铜器是其最辉煌的典范。西周穆王以后至春秋早期，是青铜器艺术的转变期。西周晚期青铜器存世者以厉王时为大宗。这时如大克鼎、史颂鼎、颂簋、颂壶等新形制相继产生。西周后期青铜器的一切特征，都在这时形成。这说明了青铜器的变化和改革，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阶段。春秋中期至战国、秦，是青铜器的更新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青铜器的形制表现了两个特点，一是对传统形制的改革，二是积极创新，尤其在创新方面值得注意。这一时期的纹饰，出现了细密的蟠螭纹、蟠蛇纹及躯体饰以雷纹的蟠绕的带翼龙纹，狩猎纹也出现了，错金、银、赤铜及绿松石的华丽纹饰也发展起来。战国初期还发明了鎏金银的装饰。到了汉代，由于漆器、早期青瓷和釉陶的广泛使用，青铜艺术进入了衰退期。唯有铜镜制作，却异彩纷呈而方兴未艾。总的说来，经过了1900年的时间，青铜器艺术的发展，至汉代基本结束了它的历史的道路。这一份丰富的艺术遗产，在中国艺术史上，犹如青铜本身的金色光泽，永远灿烂辉煌。关于商和西周的金文、西周金文和周历的研究、西周金文中一月四分月相问题、商周贵族使用日干称谓问题、何尊铭文、德方鼎铭文、小臣单觯、晋侯稣编钟、商周青铜器纹饰、战国青铜器上的画像、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青铜器、吴越文化青铜器、商鞅方升和战国量制、商周青铜双音钟、新莽无射律管对黄钟十二律研究的启示、汉代青铜蒸馏器的考古考察和实验等，马先生都有独到的研究，具有理论突破，在国内外文博界引起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