钺是长柄弧刃的砍杀兵器，同时也是刑具，青铜铭文中有很多用钺砍头的象形字说明了这一功用。然而，也有一些钺，大而重，刃部平口无锋，没有任何实用痕迹，应当是礼仪用器。这种钺一般都出土于随葬精美礼器的墓葬中，是一种君权或军事权力的象征。
这件钺体形厚实，中心圆孔直径6.1厘米，周围环列两圈用绿松石嵌成的十字纹，十字纹内外又环列绿松石圈，深度约2毫米，用胶质黏合。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相间的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钺身上开两个长方形孔，用于安装木柄时穿过皮条。
这件器物在长颈的一侧有斜置的管流，使得容器内的液体可以倾出，是一种注酒或酌酒的器具。容器的底部有一圈宽侈且有圆孔的假腹，假腹下设三足已经残失，这是根据考古资料复原而成。这件爵的式样非常古老，可以和相当于夏代晚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所出陶爵类比，是目前所见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容器之一。夏代晚期青铜器的纹饰都十分简单，主要为弦纹和乳钉纹，装饰的面积也比较小。
这件斝形体高大，口部上设两个高大的方柱，上饰火纹。高颈，有丰腴的袋腹，下接锥形三足，设有一个较大的弧形把手。以商代青铜器常见的兽面纹为主要装饰，线条细密夸张，突出神秘庄重的风格，这种兽面纹的装饰方法， 在现存商代中期青铜斝中仅此一例。
斝是一种用于祭祀礼仪的盛酒器。从其外底的烟炱痕迹和腹内的白色水锈分析，斝也是一种可以用来受热温酒的器皿。青铜斝出现在夏代晚期，发展到商代中期时，器形已趋成熟。商代中期的青铜斝，一般为平底，形制为颈、腹分段，因此这种袋腹颇为少见。
腹部饰大兽面，图像变形巧妙，曲直交错，纹宽线细，变化而有规律。圈足内壁铸一字“X”，如一个小叉，应为氏族徽记。
此壶的图样与龙山文化陶器及良渚文化玉器神像头部的线条相似，很可能为非写实、非世俗的图案。相同形制的壶在中原地区有出土，带有提梁，此壶的系可穿绳索，作用与提梁相似。商代中期前的青铜器上尚未发现明确的铭文，此壶的铭文是所见青铜器中最早的铭文之一。
觥盖前端是幻想中的动物头部，有一对长颈鹿的角和兔子的耳朵，双目圆睁，两角后各有一条屈体小蛇，中脊浮雕一条细长卷尾小龙，盖后端是一只牛头，双角突出，长舌上翘，与器尾的牛头把手形成对应。腹部饰大凤纹，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肃穆，其余诸凤鸟装饰在圈足、主凤背上及器盖各部位，各具形态，错落有致。整体铸工精湛，纹饰华美，造型庄重，有浓烈的神秘色彩。觥器、盖相对对铭刻“
父乙“三字，是“氏“为父乙做的器物。
觥是盛酒器，造型有两大类，一类是完全以动物形象，特别是牛或羊的形象作为器物的造型；另一类是上半身仿造超自然动物形象，下半身则是器物的造型，如父乙觥器足作圈足的式样。此器纹饰不施底纹，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的新风格。
把手内侧铸铭文“亚其”两字，因此命名，“亚”为职官名,“其”为家族名。腹部饰有分解的兽面纹，主要纹饰分为三层，以雷纹为底纹，突起的主纹上面还饰有细雷纹，极为精致。
爵是饮酒器，也有说法为温酒器，是目前所知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盛行于商，西周中期后使用渐少。此爵符合爵类的基本形态。
西周初年起，鸟纹装饰逐渐增多，并常作为主题纹样，形式日渐华美，尤以康王、昭王时代最为著称。与商代短尾凤不同，西周时期凤鸟纹多长尾高冠。此器是西周以凤鸟为主纹的青铜器代表作之一。腹部饰对称凤鸟纹，共四只，昂首垂尾，目圆睁突出，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肃穆；腹部与颈部交接处有一圈四只小凤鸟，似立于大凤首上。三段纹样以两道弦纹隔开。整器以细雷纹为地，纹宽线细，疏密有致，华丽而精美。腹内底铭“作父庚”三字，因此命名。
通体以云雷纹衬地，口部、颈部饰三角形变形兽纹，形似蕉叶，细腰部饰两组对称的龙纹，龙口向下，腰与足相接处有四个十字形镂空，圈足透雕曲角龙纹，应为范铸法铸成。圈足内铭有“黄”字，是作器者的氏称，因此命名。
觚是一种饮酒器。此器造型精巧，装饰华丽，显示出极高的铸造技术和设计造型水平。圈足透雕的觚极为罕见，是商代青铜觚中的珍品。
罍是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大型盛酒器。商代晚期是中国青铜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此罍具雄奇厚重，精美瑰丽，是典型的“三组满花器”，代表了鼎盛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全器的纹饰以极细丽的云雷纹为底纹，自上而下装饰六层浮雕状的花纹。口沿、腹上部、圈足装饰凤鸟纹，肩部饰对称龙纹，中间有大卷角正面兽首，腹中部及下部饰兽面纹，下端为利爪，兽角、龙尾等处耸出器表，凸出的纹饰以各种阴线为装饰，透露出狞厉神秘之美。罍的颈部铸铭文两行四字，表明器主族徽“亚
”，因此命名。
腹内底铸铭文四行二十二字，记载了周王命令明公派遣三族征伐东国，驻军后为赏鲁侯大功，作器记事，因此命名。整体朴素无纹，呈多节状，凹凸相间，质朴稳重。
此尊造型独特，在尊类器物中绝无仅有。西周早期青铜器继承商末的兽面纹，有些器物上纹饰较简单，鲁侯尊将这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体现了周初独特的审美情趣，也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简洁风格开了先河。
卣是盛酒器，据文献记载是盛放一种名为“秬鬯(chàng)”的香酒的祭器，有方、圆两种，以圆形为常见。商代晚期一度流行方形器，亦出现了方形的卣，比较罕见。
整器端庄厚重， 花纹虽未饰当时流行的云雷纹作地纹，但由于上下龙纹、鸟纹、兽面纹分布与搭配有序，且用高浮雕的装饰方法，使整体装饰既简朴粗放，又不失神秘庄重。
方卣的盖内和器底各铸铭文十五字，记王赏赐了小臣
，于是小臣铸此方卣祭祀他的先祖乙。小臣是商代的官名，为君王近臣，掌传达王命之职，也可参与辅政，地位颇尊。
河南安阳殷墟商墓曾出土过一件刻有小臣铭文的石簋，墓葬时代推定为商末帝乙时期，方卣的时代也应该就在此时。
此器造型奇特，构思精巧，主体配件拆用象头与四足，是商周动物造型青铜器的一种变体，增加了器物的生动感，兼顾了艺术性与实用性。腹内底铸铭文二行五字“妅作宝尊彝”，记载器主人为妅氏。
1925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
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在商代早期出现以后，逐步成为青铜礼器序列中一种主要的器物。至西周中期，簋的使用逐渐制度化，按照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严格规定使用的数量，一般是以偶数组合与列鼎配合使用。
这是一件方座簋，颈腹两侧的耳为兽首鸟身的形式，下接垂珥。颈部、圈足及方座的每一面皆饰各种形式的鸟纹，腹部饰乳钉雷纹，座面四角饰牛头纹，颈部和圈足饰长冠分尾凤鸟，方座分别饰三种鸟：上沿两两对称，凤鸟分尾下垂；下沿为对称长尾卷曲鸟纹；两侧为伫立式向背的鸷鸟。商末周初的长方形器壁上，如方鼎的腹部和簋的器座，往往会用凤鸟纹作为四沿的装饰。
器内底铭文只有一字：甲。这是周人以干支生称的一个实例，“甲”是器主人的自名。
口内侧铸铭文二行，
为氏族徽记，记录此为祭祀母亲癸的祭器。
甗是蒸饮器，上部甑用于放置粮食，下部鬲用于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隔开，用火煮水后蒸熟食物。传世青铜甗通常纹饰简单，此器则繁复华丽，纹饰之精美可称是西周早期的代表。
瓿为盛酒器。此器肩上设四个大卷角羊首，立体高耸，颇具气势。腹部上沿饰相间的火纹与“亚”形纹，腹部饰乳雷纹，是将商代青铜器上最为古老的乳钉纹置于斜方格雷纹中形成。全器铜质矿化，生成碱式碳酸铜，表面光泽翠绿，精美而神秘。
此器羊首直接覆盖在肩部纹饰之上，由此推断羊首是以分铸法制成，即先铸成瓿的主体，在肩部留有孔道，后在孔道搭陶范铸成羊首。火纹与“亚”形纹相间的构图仅在商代早中期殷墟以外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发现，铸造地域仍是迷团。
平底，圈足仅有外形，为虚设。盖插入口内部分很深，不易掉落。肩上饰两条卷龙，无实际用途。肩部及假圈足上饰鳞纹，排列方向相反，腹部满饰层叠鳞纹，这一纹饰作为龙体的象征，在西周中晚期十分流行。器肩、盖口外沿铸相同铭文一周十六字，记载仲义父作
，子子孙孙永宝用。 是一种颇为少见的大型盛酒器，器形像罍，但不设耳，下腹有鼻，出现在西周中期，由高向低转变，沿用至春秋。将铭文铸于器表的习惯，大约从此时开始。仲义父与大克鼎、小克鼎同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
腹部两侧各设一象鼻形耳，长鼻上卷。盖面及腹饰变形兽面纹，简单粗疏，除双目外几乎不可辨别，符合西周中期的纹饰特征。方彝内有中壁，将容酒部位分隔为两室，可放不同种类的酒。盖一侧下沿有两个方形缺口，可置小酒勺，今已遗失。器内、盖有相同铭文各六行十六字，记录王在康宫设宴，师遽收到赞美并受命助饮，因此作器。
彝为盛酒器。西周方彝大都曲壁，但多无耳，也少有中壁。此方彝造型奇特，小巧精美，极具特色，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大克鼎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窖藏，同出土的有小克鼎、钟等器。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是历见著录、举世闻名的国宝。
此鼎器壁厚实，形制雄伟。口沿下饰三组变形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腹部饰宽大波曲纹，婉转流畅。周初以来的传统纹饰至此已完全变形，进入纹样转变新时期，出色地融合了当时图案及雕塑艺术的成就。
器腹内壁铸长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为膳夫克用美辞颂扬文祖师华父辅协周室的功绩，第二段记录克任膳夫以来受孝王的赏赐。铭文字体特大，字迹端庄质朴，笔画均匀遒劲，上半部刻有整齐长方格，每格一字，布局规整。
口沿方折，立耳，颈部饰弦纹两道，深腹圆底，下置蹄形足，为西周晚期圆鼎典型式样。腹内壁铸铭文十五行一百五十一字，记载颂接受王命掌管成周新造、货税，受到王的赏赐，因此作鼎祈求先祖赐福。
颂鼎的铭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西周王室策命官员的礼仪制度，这种文体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非常少见，对于研究西周封官制度有重要价值。其书体在西周晚期的金文中也颇具代表性。颂鼎传世共三具，另两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浅腹圈足，圈足下置三头立体爬行虎，虎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腹两侧设附耳，前后各设立体的曲折角龙，曲体卷尾，攀缘于腹的外壁，作探水状。盘内纹样共有四周，中心是一立体的水鸟，自此向外扩展，第一周为浮雕的两鳖和两蛙，第二周是四条立体的鱼，第三周是四尾立体的水鸟间以浮雕的龟和蛙，第四周是立体的三蛙与浮雕的鱼相间隔。盘中所有立体的动物都能在平面作360度的旋转，体现了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腹内壁铸铭文六行三十二字，记载六月初吉辛亥日，大师为其夫人子仲姜作此盥洗用的盘，盘既大且好，用来祈求长寿，子子孙孙要永远宝用。盘是盛水器，商周时期宴飨时要举行沃盥之礼，即净手之礼，以盘承接弃水。战国以后沃盥之礼渐废，盘的功用演化为兼作盛水，遂称之为洗。
1992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
盖上有四个环形钮，四足为侧面裸体蹲坐人像，长臂伸举，五指与头托住器底，双目突出，两耳有孔，鼻下有须，阔嘴，足蹬平底翘头靴。盖顶饰长鼻龙纹，盖缘和器口沿饰鳞纹一周，其余部分饰瓦棱纹，器、盖有相同铭文三行二十四字，记载此器为晋侯
作，因此命名。
盨是西周中晚期新兴的盛食器。此器造型奇特，相当罕见，十分珍贵。
曾经为叶志铣、潘祖荫旧藏
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在商代早期出现以后，逐步成为青铜礼器序列中一种主要的器物。至西周中期，簋的使用逐渐制度化，按照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严格规定使用的数量，一般是以偶数组合与列鼎配合使用。
此器主体为横条沟纹，造型庄严而浑厚。器内底铸铭文十行一百十七字，盖内铸铭为一百十三字，记录了周宣王命令师寰征伐淮夷和得胜记功之辞。
器盖、形制纹饰相同，盖的各边均有小牛首与器的口沿相扣合。器内铭三行十三字。
簠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基本形制是大口斜壁长方形，器与盖对称，形状大小相同，合起来为一器，分开可做两器使用。簠在西周中期开始出现，盛行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基本消失。
匜是注水器，经常与盘配套使用。龙和水相应，因此盛水或盥洗器常装饰龙纹及水生动物。齐侯匜的纹饰和造型都是西周晚期流行的样式。在目前发现的西周青铜匜中，此器形制远大于常见，体现了主人高贵的身份。腹底铸铭文四行二十二字，记载齐侯为夫人虢君的长女良女作宝匜。西周诸侯为求政治地位和利益保障，常常组织集团，齐侯匜正是用于联姻的以维系联盟的器具。
该组编钟，大者高52厘米，小者高22厘米，皆为甬钟。
1992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共16件，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和谐的编钟。共刻铭文355字，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錾，此为首例。铭文记载了晋侯稣随周厉王亲征东方夙夷的事件，为史书所阙载，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可据此推算西周历谱。
此壶最特殊之处，是壶背为平面，正面看似圆壶，侧面看是扁壶，造型别致。壶腹部用陶纹组成绳络，交汇处为网结，将正面纹饰分为四区。腹下端的圆环为倾倒酒液时用。
现在所知最早的壶是商代中期的，直至汉代仍较为流行。基本形制为圆形或扁圆形，也有方形或椭方形，有盖，肩上有环，套接提梁或直接用绳索作提梁。西周中、晚期，壶有大型化倾向。由于壶体高大，已不可能设提梁来提拎，因此多在颈部置一对兽首衔环耳。
器呈椭圆形，敛口，腹略鼓，向下收缩成平底，腹的两边有小环耳，套有附环。纹饰用极锐利的锋刀刻凿，线条细如毛发，几乎为目力所不及。这种装饰技术，在战国中期以后比较流行。整个图像计有建筑物三所，车四辆，人四十八个，鸟三十三尾，兽十头以及其他器物等，有条不紊地布置在杯的内外壁，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战国时代贵族生活的画面。
尊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从其结构看，这是一件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器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尊腹用来温酒。用动物形态设计成酒器尊的外形，为中国青铜器的一个特点。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首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使造型与实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牛鼻上穿有一环，说明了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宝贵的实物资料。纹饰精美，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迴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通过纹饰可以看出印模技术的使用。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等小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作精美。
尊是盛酒器，从商代早期开始使用。直至战国时期，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较长的一种器形。基本形制是：大敞口、有肩、高圈足，以圆形为主，亦有方形尊。
从春秋晚期开始，镶嵌工艺经常运用在青铜器上。此壶通体布满几何云纹，纹饰安排彼此斜交，没有固定格式。整器镶嵌银丝和绿松石，镶嵌物基本保持完好，十分难得。
这件敦由两个上下对称的半球相合而成，这是战国时代敦的标准形式。器身与器盖以子母口相连，结合紧密。上下部分均有两耳三足，器盖仰置可以作器物使用。盖顶和器底饰火纹，其他部分饰以上下交会的大几何形云纹，并用红铜丝或细银丝镶嵌。镶嵌时虚实相间，即一个三角形纹是以青铜为地，镶嵌红铜线条，另一个三角形纹则相反，以红铜丝盘嵌为地，露出青铜的线条，构成了具有变幻形式的对比感。其设计精巧前所未见，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千余年间以动物为主的纹饰，走向纯几何形图案发展的新阶段。
敦是盛放饭食的器具。从器形分析，它是由鼎和簋形制结合发展而来。敦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比较流行，随后便消失了。
此豆口部微敛，盖、器各饰狩猎图案两组，周体的纹饰均以红铜镶嵌而成。在成群四处奔走的禽兽间，有几个猎手或张弓射箭，或持矛投刺，或挥剑刺杀，在激烈的追逐下，成群的禽兽四处奔命，有的野兽已身中数箭。整个图案具体生动的描绘了古代贵族狩猎的情形，为青铜镶嵌工艺的精品。人物画像纹饰出现于春秋晚期以后，描绘宴乐、弋射、采桑、狩猎、还有搏斗、攻城、水战等场面，是该时代新出现的尝试，它摆脱了以往青铜器纹饰图案化特征和神秘化色彩，更加贴近自然和生活，也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反映。
豆主要是盛放腌菜、肉酱的器具，也可盛放饭食。在商代晚期已经开始使用，直至春秋战国时才比较盛行。常见的形制是上有一个碗状容器，下为较高的圈足形柄。春秋以前的豆一般无盖，春秋以后多加置有盖，且其形状通常与器相似而较小，取下后却置即可成为一个食盘。
鼓是中国古代的主要乐器之一。这件鼓座成半球体，圈足，正中突起的空心圆筒用来插放鼓柱。12条相互缠绕噬咬的圆雕蟠龙攀爬于半球体的鼓面上。龙首为圆雕，口衔圆环，龙体为高浮雕。十二条大龙双目圆形中空，可能原有镶嵌物，现已遗失。龙角的两端为空槽，可能也曾有类似的装饰物。
整器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手法融汇一体，使用了分铸、铸接、铜焊、镴接、镶嵌等工艺，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群龙仰首弄尾、穿插纠结的立体造型，是铸造工艺和艺术造型相结合的典范。
剑身修长，剑刃锋芒犀利，剑格饰变形兽面纹，镶嵌物已脱落。铸造精良，剑体铸铭文为鸟虫书，字体很大，每字长度为2.5-3.2厘米不等，共二行八字：
攻吾王光
自作用僉（剑）
意思是它是吴王光，即吴王阖(hé)闾(lǚ)所使用的剑，也因此而得名。
吴王光剑，1964年在山西原平县出土过一件，此剑是吴王光剑中最长的一件。
鸟虫书是鸟形或虫形的艺术字体，春秋中晚期以后这种字体常常作为青铜装饰的一部分在楚和吴越地区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断，促成了兵器铸造业的大发展。兵器的产量、质量均有大幅提高。当时的吴和越是铸剑名邦，兵器质量精纯，装饰华丽，行销天下，历来为后人所称道。
此器前后各置一卷尾双角龙作伸头探水状，两条龙攀附于器壁，咬住鑑口，非常形象生动。颈部、腹部均饰交龙纹。这种躯体交缠、盘旋的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鑑的内壁有铭文二行十三字：
攻吴王夫差选择（择）
氒（厥）吉金，自作御監（鑑）
记叙了吴王夫差选用最好的吉金（青铜）铸造了这件作为宫廷御用的器物。
鑑是大型的水器，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分析，鑑的具体用途有三种，一般用来盛水，也可盛冰用于冰镇食物；在铜镜没有盛行之时，古人常以之照容；此外还有沐浴功能。鑑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盛行，西汉时仍有铸造。
该尊的体型较大，腹两侧饰龙形把手，龙首回顾，尾上卷，有四爪与腹相接，相接的部位有明显的结疤焊痕，这是先铸成器再覆铸龙耳的铸焊痕迹。肩饰斜角雷纹，主体满饰瓦棱纹，圈足施雷纹，这些纹饰构图都不是中原地区常见的，显示了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
此尊的器形是移植西周时代尊而有所变化。器身不同区域分别装饰有雷纹、变形兽纹、棘刺纹、锯齿纹、乳钉纹，在纹饰方面除了少数接受中原的影响，主要是明显的吴越文化地域特征。腹部中间有石片一类镶嵌物脱落的痕迹，在青铜礼器上镶嵌纹饰，是春秋晚期器物上才出现的现象。
此尊纹饰精致峻深，有些纹饰立面的线条像纸一样薄，至今尚未研究出它的铸造方法。这是上海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先秦青铜器。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件器物是反应滇文化青铜特色的标志性器物。贮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制，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这件贮贝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圆盖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所以得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视眈眈。
剑体宽阔，中脊起线，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圆盘形剑首，圆茎上有两凸箍，箍饰变形兽面纹，尚残留有绿松石镶嵌痕迹。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正面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为：者旨於睗。字口间镶嵌着薄如蝉翼的绿松石。
者旨於睗读若“诸暨”“乌赐”之音，诸暨为越王之氏，乌赐即越王勾践之子，《史记》等文献又记其名为“鼫（shi）与”、“与夷”等，皆为音转。其在位六年间曾铸有多把宝剑，此即其一，浙江省博物馆及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同铭青铜剑。
透光镜是一种特殊的青铜镜，镜面不仅能照人，当阳光或平行光照射镜面时，镜面的反射投影能出现与镜背的文字和纹饰相同的影像。此镜因在铜镜背面花纹外侧有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所以得名。
透光镜的奇妙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经过文物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的合作研究，透光镜的谜底已被揭开。铸造透光镜有两个关键：一是铸造过程中的冷却凝固的工艺，即铜镜在迅速冷却时，镜背的花纹在凝固收缩中，纹饰的凹凸会使镜面产生与镜背相应的轻微起伏；二是研磨抛光的工艺，镜面在研磨抛光中又产生新的弹性变形，进一步增添了镜面起伏。当两个条件都具备时，就会产生“透光”效应。
中国商周时代青铜器是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帜，它是等级森严的贵族社会崇尚礼制的特殊产物。当时用于祭神享祖、礼仪交往、宴飨宾客等活动中的青铜器称为礼器。不同身份的贵族，拥有与他们地位相称的礼器。公元前五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是早期铁器时代，这时青铜器的铸造仍在继续发展。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青铜器种类的繁多，纹饰的精美，铸造技术的完善是古人创造能力的光辉体现。商周的青铜艺术是极其灿烂的文化遗存。中国边远地区，发现了许多具有独特造型和鲜明地方风格的青铜器，这是了解古代中国各族的文化面貌和相互交融的珍贵遗物。众多的青铜器，显示了边远各族青铜艺术的成就。
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左右，中国开始进入青铜时代。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青铜文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饰件，并发现铸造遗址。青铜礼器造型初具规范，器壁匀薄，陶质块范铸造技术已达熟练水平。具有兽面特征的纹饰和绿松石镶嵌工艺也已形成。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显示中国业已步入文明社会。
商代早期和中期是中国青铜艺术趋于成熟的发展时期。以酒器为主的礼器体制初步建立，兵器种类增多。普遍装饰兽面纹样，构图渐趋繁密，线条峻深劲利。分铸技术的应用已较娴熟，制范、合范技巧相当进步。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在黄河、长江的中游地区多有发现，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发展的基础。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艺术辉煌灿烂。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运用夸张、象征手法表现动物神怪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体铭文在商末出现。周初礼器沿袭商制，并出现了向重食体制转变的端倪。铸记长篇铭文是西周青铜礼器的重要特点。
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形成重食的体系，列鼎制度、编钟制度和赐命作器之习已经形成。新的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多为动物变形，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率。作器铸铭盛行，多见有长篇铭文的重器。春秋早期的形制和纹饰是西周中晚期的自然延续。各诸侯国普遍建立青铜铸造业，水平不一，有的范铸技术略显粗疏，大国之器仍较精严。
春秋中期至战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列国青铜器趋向成熟，区域特征明显。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器物的生活实用性加强，礼器功用逐渐消失。形制的创新，出现了许多谲奇精丽之器。以龙为主题的纹饰细密繁缛，人物活动的画像创造性地作为主纹出现。失蜡法和印模块范拼合法产生，镶嵌工艺绚丽工巧。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战国晚期，青铜艺术趋于素朴平实。
东周、秦汉时期，边远地区各族的青铜文化长足发展。南方的越族，西方的巴、蜀族，西南夷诸族以及北方的匈奴族均有成熟的青铜铸造业。所铸青铜器深受中原青铜艺术的影响。在追慕商周古风的同时，强烈体现出本邦族的风格和特色。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相互影响、交融，共同创造了中国古代灿烂的青铜文明。
中国青铜手工业的采矿、冶炼和铸造技术达到很高水平。青铜是金属冶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铜、锡、铅的成分配比臻于完善。石范、陶范、金属范等范铸方法先后出现，以陶质块范法的发展最为充分。陶范的选料配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渐趋熟练。复合金属合铸显示出已能巧妙地运用合金配比。镶嵌、鎏金等装饰技术使器表精丽多彩。毋需分范的失蜡法是青铜铸造的一大进步。西汉透光镜的特殊效果，折射出青铜工艺的余辉。
钺是长柄弧刃的砍杀兵器，同时也是刑具，青铜铭文中有很多用钺砍头的象形字说明了这一功用。然而，也有一些钺，大而重，刃部平口无锋，没有任何实用痕迹，应当是礼仪用器。这种钺一般都出土于随葬精美礼器的墓葬中，是一种君权或军事权力的象征。
这件钺体形厚实，中心圆孔直径6.1厘米，周围环列两圈用绿松石嵌成的十字纹，十字纹内外又环列绿松石圈，深度约2毫米，用胶质黏合。十字纹、圆圈纹与中心镂孔形成方圆相间的图案，排列整齐有序又富于变化，体现了虚实融合的和谐形式感。钺身上开两个长方形孔，用于安装木柄时穿过皮条。
这件器物在长颈的一侧有斜置的管流，使得容器内的液体可以倾出，是一种注酒或酌酒的器具。容器的底部有一圈宽侈且有圆孔的假腹，假腹下设三足已经残失，这是根据考古资料复原而成。这件爵的式样非常古老，可以和相当于夏代晚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所出陶爵类比，是目前所见中国最古老的青铜容器之一。夏代晚期青铜器的纹饰都十分简单，主要为弦纹和乳钉纹，装饰的面积也比较小。
这件斝形体高大，口部上设两个高大的方柱，上饰火纹。高颈，有丰腴的袋腹，下接锥形三足，设有一个较大的弧形把手。以商代青铜器常见的兽面纹为主要装饰，线条细密夸张，突出神秘庄重的风格，这种兽面纹的装饰方法， 在现存商代中期青铜斝中仅此一例。
斝是一种用于祭祀礼仪的盛酒器。从其外底的烟炱痕迹和腹内的白色水锈分析，斝也是一种可以用来受热温酒的器皿。青铜斝出现在夏代晚期，发展到商代中期时，器形已趋成熟。商代中期的青铜斝，一般为平底，形制为颈、腹分段，因此这种袋腹颇为少见。
腹部饰大兽面，图像变形巧妙，曲直交错，纹宽线细，变化而有规律。圈足内壁铸一字“X”，如一个小叉，应为氏族徽记。
此壶的图样与龙山文化陶器及良渚文化玉器神像头部的线条相似，很可能为非写实、非世俗的图案。相同形制的壶在中原地区有出土，带有提梁，此壶的系可穿绳索，作用与提梁相似。商代中期前的青铜器上尚未发现明确的铭文，此壶的铭文是所见青铜器中最早的铭文之一。
父乙觥
觥盖前端是幻想中的动物头部，有一对长颈鹿的角和兔子的耳朵，双目圆睁，两角后各有一条屈体小蛇，中脊浮雕一条细长卷尾小龙，盖后端是一只牛头，双角突出，长舌上翘，与器尾的牛头把手形成对应。腹部饰大凤纹，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肃穆，其余诸凤鸟装饰在圈足、主凤背上及器盖各部位，各具形态，错落有致。整体铸工精湛，纹饰华美，造型庄重，有浓烈的神秘色彩。觥器、盖相对对铭刻“父乙“三字，是“氏“为父乙做的器物。
觥是盛酒器，造型有两大类，一类是完全以动物形象，特别是牛或羊的形象作为器物的造型；另一类是上半身仿造超自然动物形象，下半身则是器物的造型，如父乙觥器足作圈足的式样。此器纹饰不施底纹，是商代晚期青铜器纹饰的新风格。
把手内侧铸铭文“亚其”两字，因此命名，“亚”为职官名,“其”为家族名。腹部饰有分解的兽面纹，主要纹饰分为三层，以雷纹为底纹，突起的主纹上面还饰有细雷纹，极为精致。
爵是饮酒器，也有说法为温酒器，是目前所知出现最早的青铜容器之一，盛行于商，西周中期后使用渐少。此爵符合爵类的基本形态。
西周初年起，鸟纹装饰逐渐增多，并常作为主题纹样，形式日渐华美，尤以康王、昭王时代最为著称。与商代短尾凤不同，西周时期凤鸟纹多长尾高冠。此器是西周以凤鸟为主纹的青铜器代表作之一。腹部饰对称凤鸟纹，共四只，昂首垂尾，目圆睁突出，体态雍容华贵，神情肃穆；腹部与颈部交接处有一圈四只小凤鸟，似立于大凤首上。三段纹样以两道弦纹隔开。整器以细雷纹为地，纹宽线细，疏密有致，华丽而精美。腹内底铭“作父庚”三字，因此命名。
通体以云雷纹衬地，口部、颈部饰三角形变形兽纹，形似蕉叶，细腰部饰两组对称的龙纹，龙口向下，腰与足相接处有四个十字形镂空，圈足透雕曲角龙纹，应为范铸法铸成。圈足内铭有“黄”字，是作器者的氏称，因此命名。
觚是一种饮酒器。此器造型精巧，装饰华丽，显示出极高的铸造技术和设计造型水平。圈足透雕的觚极为罕见，是商代青铜觚中的珍品。
方罍
罍是流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的大型盛酒器。商代晚期是中国青铜艺术发展的高峰时期，此罍具雄奇厚重，精美瑰丽，是典型的“三组满花器”，代表了鼎盛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全器的纹饰以极细丽的云雷纹为底纹，自上而下装饰六层浮雕状的花纹。口沿、腹上部、圈足装饰凤鸟纹，肩部饰对称龙纹，中间有大卷角正面兽首，腹中部及下部饰兽面纹，下端为利爪，兽角、龙尾等处耸出器表，凸出的纹饰以各种阴线为装饰，透露出狞厉神秘之美。罍的颈部铸铭文两行四字，表明器主族徽“亚”，因此命名。
腹内底铸铭文四行二十二字，记载了周王命令明公派遣三族征伐东国，驻军后为赏鲁侯大功，作器记事，因此命名。整体朴素无纹，呈多节状，凹凸相间，质朴稳重。
此尊造型独特，在尊类器物中绝无仅有。西周早期青铜器继承商末的兽面纹，有些器物上纹饰较简单，鲁侯尊将这一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体现了周初独特的审美情趣，也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简洁风格开了先河。
方卣
卣是盛酒器，据文献记载是盛放一种名为“秬鬯(chàng)”的香酒的祭器，有方、圆两种，以圆形为常见。商代晚期一度流行方形器，亦出现了方形的卣，比较罕见。
整器端庄厚重， 花纹虽未饰当时流行的云雷纹作地纹，但由于上下龙纹、鸟纹、兽面纹分布与搭配有序，且用高浮雕的装饰方法，使整体装饰既简朴粗放，又不失神秘庄重。
方卣的盖内和器底各铸铭文十五字，记王赏赐了小臣，于是小臣铸此方卣祭祀他的先祖乙。小臣是商代的官名，为君王近臣，掌传达王命之职，也可参与辅政，地位颇尊。
河南安阳殷墟商墓曾出土过一件刻有小臣铭文的石簋，墓葬时代推定为商末帝乙时期，方卣的时代也应该就在此时。
此器造型奇特，构思精巧，主体配件拆用象头与四足，是商周动物造型青铜器的一种变体，增加了器物的生动感，兼顾了艺术性与实用性。腹内底铸铭文二行五字“妅作宝尊彝”，记载器主人为妅氏。
1925年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
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在商代早期出现以后，逐步成为青铜礼器序列中一种主要的器物。至西周中期，簋的使用逐渐制度化，按照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严格规定使用的数量，一般是以偶数组合与列鼎配合使用。
这是一件方座簋，颈腹两侧的耳为兽首鸟身的形式，下接垂珥。颈部、圈足及方座的每一面皆饰各种形式的鸟纹，腹部饰乳钉雷纹，座面四角饰牛头纹，颈部和圈足饰长冠分尾凤鸟，方座分别饰三种鸟：上沿两两对称，凤鸟分尾下垂；下沿为对称长尾卷曲鸟纹；两侧为伫立式向背的鸷鸟。商末周初的长方形器壁上，如方鼎的腹部和簋的器座，往往会用凤鸟纹作为四沿的装饰。
器内底铭文只有一字：甲。这是周人以干支生称的一个实例，“甲”是器主人的自名。
母癸甗
口内侧铸铭文二行，为氏族徽记，记录此为祭祀母亲癸的祭器。
甗是蒸饮器，上部甑用于放置粮食，下部鬲用于盛水，中间以镂孔的箅隔开，用火煮水后蒸熟食物。传世青铜甗通常纹饰简单，此器则繁复华丽，纹饰之精美可称是西周早期的代表。
瓿为盛酒器。此器肩上设四个大卷角羊首，立体高耸，颇具气势。腹部上沿饰相间的火纹与“亚”形纹，腹部饰乳雷纹，是将商代青铜器上最为古老的乳钉纹置于斜方格雷纹中形成。全器铜质矿化，生成碱式碳酸铜，表面光泽翠绿，精美而神秘。
此器羊首直接覆盖在肩部纹饰之上，由此推断羊首是以分铸法制成，即先铸成瓿的主体，在肩部留有孔道，后在孔道搭陶范铸成羊首。火纹与“亚”形纹相间的构图仅在商代早中期殷墟以外出土的青铜器中有发现，铸造地域仍是迷团。
平底，圈足仅有外形，为虚设。盖插入口内部分很深，不易掉落。肩上饰两条卷龙，无实际用途。肩部及假圈足上饰鳞纹，排列方向相反，腹部满饰层叠鳞纹，这一纹饰作为龙体的象征，在西周中晚期十分流行。器肩、盖口外沿铸相同铭文一周十六字，记载仲义父作，子子孙孙永宝用。 是一种颇为少见的大型盛酒器，器形像罍，但不设耳，下腹有鼻，出现在西周中期，由高向低转变，沿用至春秋。将铭文铸于器表的习惯，大约从此时开始。仲义父与大克鼎、小克鼎同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
腹部两侧各设一象鼻形耳，长鼻上卷。盖面及腹饰变形兽面纹，简单粗疏，除双目外几乎不可辨别，符合西周中期的纹饰特征。方彝内有中壁，将容酒部位分隔为两室，可放不同种类的酒。盖一侧下沿有两个方形缺口，可置小酒勺，今已遗失。器内、盖有相同铭文各六行十六字，记录王在康宫设宴，师遽收到赞美并受命助饮，因此作器。
彝为盛酒器。西周方彝大都曲壁，但多无耳，也少有中壁。此方彝造型奇特，小巧精美，极具特色，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大克鼎清光绪年间出土于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窖藏，同出土的有小克鼎、钟等器。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更是历见著录、举世闻名的国宝。
此鼎器壁厚实，形制雄伟。口沿下饰三组变形兽面纹，间以六道短棱脊，腹部饰宽大波曲纹，婉转流畅。周初以来的传统纹饰至此已完全变形，进入纹样转变新时期，出色地融合了当时图案及雕塑艺术的成就。
器腹内壁铸长铭文二十八行二百九十字，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为膳夫克用美辞颂扬文祖师华父辅协周室的功绩，第二段记录克任膳夫以来受孝王的赏赐。铭文字体特大，字迹端庄质朴，笔画均匀遒劲，上半部刻有整齐长方格，每格一字，布局规整。
口沿方折，立耳，颈部饰弦纹两道，深腹圆底，下置蹄形足，为西周晚期圆鼎典型式样。腹内壁铸铭文十五行一百五十一字，记载颂接受王命掌管成周新造、货税，受到王的赏赐，因此作鼎祈求先祖赐福。
颂鼎的铭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西周王室策命官员的礼仪制度，这种文体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非常少见，对于研究西周封官制度有重要价值。其书体在西周晚期的金文中也颇具代表性。颂鼎传世共三具，另两具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浅腹圈足，圈足下置三头立体爬行虎，虎体侧面与圈足边缘相接。腹两侧设附耳，前后各设立体的曲折角龙，曲体卷尾，攀缘于腹的外壁，作探水状。盘内纹样共有四周，中心是一立体的水鸟，自此向外扩展，第一周为浮雕的两鳖和两蛙，第二周是四条立体的鱼，第三周是四尾立体的水鸟间以浮雕的龟和蛙，第四周是立体的三蛙与浮雕的鱼相间隔。盘中所有立体的动物都能在平面作360度的旋转，体现了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腹内壁铸铭文六行三十二字，记载六月初吉辛亥日，大师为其夫人子仲姜作此盥洗用的盘，盘既大且好，用来祈求长寿，子子孙孙要永远宝用。盘是盛水器，商周时期宴飨时要举行沃盥之礼，即净手之礼，以盘承接弃水。战国以后沃盥之礼渐废，盘的功用演化为兼作盛水，遂称之为洗。
盨
1992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
盖上有四个环形钮，四足为侧面裸体蹲坐人像，长臂伸举，五指与头托住器底，双目突出，两耳有孔，鼻下有须，阔嘴，足蹬平底翘头靴。盖顶饰长鼻龙纹，盖缘和器口沿饰鳞纹一周，其余部分饰瓦棱纹，器、盖有相同铭文三行二十四字，记载此器为晋侯作，因此命名。
盨是西周中晚期新兴的盛食器。此器造型奇特，相当罕见，十分珍贵。
簋
曾经为叶志铣、潘祖荫旧藏
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在商代早期出现以后，逐步成为青铜礼器序列中一种主要的器物。至西周中期，簋的使用逐渐制度化，按照使用者的身份等级严格规定使用的数量，一般是以偶数组合与列鼎配合使用。
此器主体为横条沟纹，造型庄严而浑厚。器内底铸铭文十行一百十七字，盖内铸铭为一百十三字，记录了周宣王命令师寰征伐淮夷和得胜记功之辞。
器盖、形制纹饰相同，盖的各边均有小牛首与器的口沿相扣合。器内铭三行十三字。
簠是盛放饭食的器皿，基本形制是大口斜壁长方形，器与盖对称，形状大小相同，合起来为一器，分开可做两器使用。簠在西周中期开始出现，盛行在西周晚期和春秋战国时期，秦汉以后基本消失。
匜是注水器，经常与盘配套使用。龙和水相应，因此盛水或盥洗器常装饰龙纹及水生动物。齐侯匜的纹饰和造型都是西周晚期流行的样式。在目前发现的西周青铜匜中，此器形制远大于常见，体现了主人高贵的身份。腹底铸铭文四行二十二字，记载齐侯为夫人虢君的长女良女作宝匜。西周诸侯为求政治地位和利益保障，常常组织集团，齐侯匜正是用于联姻的以维系联盟的器具。
该组编钟，大者高52厘米，小者高22厘米，皆为甬钟。
1992年山西省曲沃县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共16件，可分为两组，每组8件，大小相次，排编成两列音阶与音律相和谐的编钟。共刻铭文355字，西周青铜钟铭文以利器刻錾，此为首例。铭文记载了晋侯稣随周厉王亲征东方夙夷的事件，为史书所阙载，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同时也可据此推算西周历谱。
此壶最特殊之处，是壶背为平面，正面看似圆壶，侧面看是扁壶，造型别致。壶腹部用陶纹组成绳络，交汇处为网结，将正面纹饰分为四区。腹下端的圆环为倾倒酒液时用。
现在所知最早的壶是商代中期的，直至汉代仍较为流行。基本形制为圆形或扁圆形，也有方形或椭方形，有盖，肩上有环，套接提梁或直接用绳索作提梁。西周中、晚期，壶有大型化倾向。由于壶体高大，已不可能设提梁来提拎，因此多在颈部置一对兽首衔环耳。
器呈椭圆形，敛口，腹略鼓，向下收缩成平底，腹的两边有小环耳，套有附环。纹饰用极锐利的锋刀刻凿，线条细如毛发，几乎为目力所不及。这种装饰技术，在战国中期以后比较流行。整个图像计有建筑物三所，车四辆，人四十八个，鸟三十三尾，兽十头以及其他器物等，有条不紊地布置在杯的内外壁，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战国时代贵族生活的画面。
尊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从其结构看，这是一件温酒器，牛背上的锅形器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尊腹用来温酒。用动物形态设计成酒器尊的外形，为中国青铜器的一个特点。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首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使造型与实用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牛鼻上穿有一环，说明了在春秋时期，已经开始使用穿鼻的方法来驯服牛了，是研究中国牲畜驯化史的一件宝贵的实物资料。纹饰精美，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迴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通过纹饰可以看出印模技术的使用。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等小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作精美。
尊是盛酒器，从商代早期开始使用。直至战国时期，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较长的一种器形。基本形制是：大敞口、有肩、高圈足，以圆形为主，亦有方形尊。
从春秋晚期开始，镶嵌工艺经常运用在青铜器上。此壶通体布满几何云纹，纹饰安排彼此斜交，没有固定格式。整器镶嵌银丝和绿松石，镶嵌物基本保持完好，十分难得。
这件敦由两个上下对称的半球相合而成，这是战国时代敦的标准形式。器身与器盖以子母口相连，结合紧密。上下部分均有两耳三足，器盖仰置可以作器物使用。盖顶和器底饰火纹，其他部分饰以上下交会的大几何形云纹，并用红铜丝或细银丝镶嵌。镶嵌时虚实相间，即一个三角形纹是以青铜为地，镶嵌红铜线条，另一个三角形纹则相反，以红铜丝盘嵌为地，露出青铜的线条，构成了具有变幻形式的对比感。其设计精巧前所未见，已经完全超越了一千余年间以动物为主的纹饰，走向纯几何形图案发展的新阶段。
敦是盛放饭食的器具。从器形分析，它是由鼎和簋形制结合发展而来。敦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比较流行，随后便消失了。
此豆口部微敛，盖、器各饰狩猎图案两组，周体的纹饰均以红铜镶嵌而成。在成群四处奔走的禽兽间，有几个猎手或张弓射箭，或持矛投刺，或挥剑刺杀，在激烈的追逐下，成群的禽兽四处奔命，有的野兽已身中数箭。整个图案具体生动的描绘了古代贵族狩猎的情形，为青铜镶嵌工艺的精品。人物画像纹饰出现于春秋晚期以后，描绘宴乐、弋射、采桑、狩猎、还有搏斗、攻城、水战等场面，是该时代新出现的尝试，它摆脱了以往青铜器纹饰图案化特征和神秘化色彩，更加贴近自然和生活，也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在青铜器上的反映。
豆主要是盛放腌菜、肉酱的器具，也可盛放饭食。在商代晚期已经开始使用，直至春秋战国时才比较盛行。常见的形制是上有一个碗状容器，下为较高的圈足形柄。春秋以前的豆一般无盖，春秋以后多加置有盖，且其形状通常与器相似而较小，取下后却置即可成为一个食盘。
鼓是中国古代的主要乐器之一。这件鼓座成半球体，圈足，正中突起的空心圆筒用来插放鼓柱。12条相互缠绕噬咬的圆雕蟠龙攀爬于半球体的鼓面上。龙首为圆雕，口衔圆环，龙体为高浮雕。十二条大龙双目圆形中空，可能原有镶嵌物，现已遗失。龙角的两端为空槽，可能也曾有类似的装饰物。
整器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手法融汇一体，使用了分铸、铸接、铜焊、镴接、镶嵌等工艺，以多变的形态和对称的布局构成了群龙仰首弄尾、穿插纠结的立体造型，是铸造工艺和艺术造型相结合的典范。
剑身修长，剑刃锋芒犀利，剑格饰变形兽面纹，镶嵌物已脱落。铸造精良，剑体铸铭文为鸟虫书，字体很大，每字长度为2.5-3.2厘米不等，共二行八字：
攻吾王光
自作用僉（剑）
意思是它是吴王光，即吴王阖(hé)闾(lǚ)所使用的剑，也因此而得名。
吴王光剑，1964年在山西原平县出土过一件，此剑是吴王光剑中最长的一件。
鸟虫书是鸟形或虫形的艺术字体，春秋中晚期以后这种字体常常作为青铜装饰的一部分在楚和吴越地区流行。
春秋战国时期，征战不断，促成了兵器铸造业的大发展。兵器的产量、质量均有大幅提高。当时的吴和越是铸剑名邦，兵器质量精纯，装饰华丽，行销天下，历来为后人所称道。
此器前后各置一卷尾双角龙作伸头探水状，两条龙攀附于器壁，咬住鑑口，非常形象生动。颈部、腹部均饰交龙纹。这种躯体交缠、盘旋的龙纹，盛行于春秋战国之际。鑑的内壁有铭文二行十三字：
攻吴王夫差选择（择）
氒（厥）吉金，自作御監（鑑）
记叙了吴王夫差选用最好的吉金（青铜）铸造了这件作为宫廷御用的器物。
鑑是大型的水器，按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分析，鑑的具体用途有三种，一般用来盛水，也可盛冰用于冰镇食物；在铜镜没有盛行之时，古人常以之照容；此外还有沐浴功能。鑑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盛行，西汉时仍有铸造。
该尊的体型较大，腹两侧饰龙形把手，龙首回顾，尾上卷，有四爪与腹相接，相接的部位有明显的结疤焊痕，这是先铸成器再覆铸龙耳的铸焊痕迹。肩饰斜角雷纹，主体满饰瓦棱纹，圈足施雷纹，这些纹饰构图都不是中原地区常见的，显示了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
此尊的器形是移植西周时代尊而有所变化。器身不同区域分别装饰有雷纹、变形兽纹、棘刺纹、锯齿纹、乳钉纹，在纹饰方面除了少数接受中原的影响，主要是明显的吴越文化地域特征。腹部中间有石片一类镶嵌物脱落的痕迹，在青铜礼器上镶嵌纹饰，是春秋晚期器物上才出现的现象。
此尊纹饰精致峻深，有些纹饰立面的线条像纸一样薄，至今尚未研究出它的铸造方法。这是上海地区出土的唯一一件先秦青铜器。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件器物是反应滇文化青铜特色的标志性器物。贮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制，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这件贮贝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圆盖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所以得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视眈眈。
剑体宽阔，中脊起线，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圆盘形剑首，圆茎上有两凸箍，箍饰变形兽面纹，尚残留有绿松石镶嵌痕迹。剑格两面铸双钩鸟虫书铭文，正面为：戉（越）王戉（越）王；反面为：者旨於睗。字口间镶嵌着薄如蝉翼的绿松石。
者旨於睗读若“诸暨”“乌赐”之音，诸暨为越王之氏，乌赐即越王勾践之子，《史记》等文献又记其名为“鼫（shi）与”、“与夷”等，皆为音转。其在位六年间曾铸有多把宝剑，此即其一，浙江省博物馆及北京故宫博物院亦藏有同铭青铜剑。
透光镜是一种特殊的青铜镜，镜面不仅能照人，当阳光或平行光照射镜面时，镜面的反射投影能出现与镜背的文字和纹饰相同的影像。此镜因在铜镜背面花纹外侧有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所以得名。
透光镜的奇妙一度引起了人们的好奇，经过文物工作者与科技工作者的合作研究，透光镜的谜底已被揭开。铸造透光镜有两个关键：一是铸造过程中的冷却凝固的工艺，即铜镜在迅速冷却时，镜背的花纹在凝固收缩中，纹饰的凹凸会使镜面产生与镜背相应的轻微起伏；二是研磨抛光的工艺，镜面在研磨抛光中又产生新的弹性变形，进一步增添了镜面起伏。当两个条件都具备时，就会产生“透光”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