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

展馆介绍

中国素有“玉石之国”的美誉，以玉作器已有近万年的历史。虽然中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同样对玉器十分倾心，西伯利亚、欧洲和日本列岛等地区也都有早期玉器的考古发现，但是，只有中国人不间断地保持着对玉的热爱，并延续至今。

在古代中国，玉被用来沟通神灵、敬天崇祖、辟邪殓葬、祈求祥瑞，不仅代表财富、权力和地位，甚至被当作长生灵药。玉温润、洁白、坚韧等自然属性更被赋予仁、义、智、勇、洁等高尚品德，为历代文人墨客所推崇。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而独特的标识，玉文化已经融入民族之魂。

玉神人

青黄玉质，整器圆雕一全身神人像。神人头戴平冠，双手交于胸前，双腿微屈。头顶至双腿间有一纵穿孔。玉质、造型及工艺特征均符合石家河文化特点。此玉神人或为史前巫师或部落首领举行祭祀仪式时虔诚与神沟通的形象。

玉璋

青玉质，大面积受沁呈黄白色。器身窄长，两侧略内弧，作双面刃。玉璋萌芽于史前山东半岛，与山川祭祀仪式有关，是夏代重要的礼仪用器。出土者散见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是早期中国的发展见证。

龙形玉佩

青玉质，部分受沁成黄白色。龙形玉佩整体造型为战国时期较为流行的“W”形龙，龙身减地浅浮雕谷纹装饰，龙尾内卷。此类龙形玉佩通常不用来单体佩戴，而是作为玉组佩的组件，和玉环、玉勒等组合佩挂。龙形玉佩打孔的位置颇具巧思，以绳子穿系悬挂，两边对称平衡。

石玦

乳白色石英质玉。考古发现显示，玦是东亚地区出现最早并广泛流传的玉器品类之一，因多出土于墓葬人骨遗骸的耳部，学者结合民族学与民俗学资料推测其为耳饰。

玉璜

黄绿玉质，部分受沁呈白色。玉璜一端似鱼形，一端似鸟形。两端除各有一穿孔外，还各有一凹口，似鸟喙，似鱼嘴。璜是佩于胸前的饰玉，两端各有一孔，以供系挂。崧泽文化时期的玉璜多出土于女性墓，有条形、桥形、半璧形、鱼鸟形等多种形制。玉璜具有身份象征意义，后世发展为组佩的重要构成，秦汉后逐渐消失。

鸟立高台纹玉璧

青绿玉质。整器作扁平圆形，中有圆孔。正面中孔上端阴刻一鸟侧身站立于阶状物之上。《周礼》载：“苍璧礼天。”玉璧是良渚文化最重要的器类之一，近圆的外缘或是先民对“天”的懵懂理解。带有铭刻符号的良渚玉器目前已发现十余件，多为传世品，多见高台或鸟立高台纹样。

鸟形玉饰

受沁呈乳白色，鸟形玉饰尖喙上扬，其下有一圆形穿孔，既为鸟目，又可系绳佩挂。整器虽寥寥数刀，却刻画出小鸟栖息时生动的状态。良渚玉鸟多为俯视形式，此器为侧身姿态，颇为难得。

神人飞鸟纹玉琮

受沁呈红褐色。神人飞鸟纹玉琮是良渚文化晚期的典型器物，高39.3厘米，共分15节，在国内外同类型玉琮中较为高大。每一节玉琮的四面均饰对称简化的神人纹，在其上端射口部位有一个简化的飞鸟纹，实属罕见。

玉钺

黄绿玉质。汉字中的“王”字是从钺演变而来的象形字，呈刃口朝下的钺形。“父”字则从手举钺的形象演变而来，表示手握权杖，亦即权力。此件玉钺无使用痕迹，仅作礼器使用。其与瑁、镦组合而成的权杖，被认为是王权与军权的象征。

神人兽面纹玉锥形器

黄绿玉质。良渚文化单个墓葬出土玉锥形器一至数十件不等，可见于头端至足部多处，部分与玉套管同出。玉锥形器的由来多被认为与箭镞有关，器用主要有饰件说、先祖崇拜说等。饰纹玉锥形器大多出于高等级墓，集束状成组玉锥形器则多出土于男性高等级墓，具有标识身份与性别的意义。

鹰攫人首玉佩

青黄玉质，大面积受沁呈赭红色。整器以透雕结合剔地阳文技法琢出双面纹样。主体为一小鹰立于大鹰背上，大鹰爪攫一人首，其余部分以龙、凤纹相接或填充。有学者认为鹰攫人首反映了以敌方人首祭神的伐祭习俗，有学者则认为鹰是东夷始祖的化身，人首并非敌俘，而是先人勇猛精神的体现。

玉刀

黄褐玉质，部分受沁呈红褐色。齐家文化因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而得名，其玉器以多孔玉刀、多璜联璧、玉璧、玉琮为典型。随着甘肃马鬃山、马衔山和敦煌旱峡等古玉矿点的考古发现，学界认为齐家文化玉器的玉料可能主要“就近取材”自河西走廊地带。

神人兽面飞鸟纹玉琮

黄绿玉质。整器呈薄壁矮方柱形，外方内圆。琮面以减地法凸出四块角尺形方座，又分上下两节，刻琢神人、兽面、飞鸟纹样。《周礼》载：“黄琮礼地。”玉琮首见于良渚文化，极具地方特色，主要用于祭祀、殓葬等，流行至商周时期。出土琮形玉器广泛分布于江苏、浙江、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可见良渚文化的北渐和西向、南向传播，及其在早期中国的影响力。

神人鹰纹玉斧

青黄玉质，局部受沁呈赭红色。两面以剔地隐起技法琢纹，一面饰抽象的神面纹，一面饰鹰纹，神面纹及鸟纹下方再各饰四条横置的弦纹。玉斧属礼兵器，是权利地位的象征。

嵌绿松石铜内玉戈

黄白玉质，内部（即柄部）由青铜制成，上嵌绿松石。玉戈流行于夏商周时期，为礼仪性用器，常作“尖锋弧援直内”。学者分析甲骨卜辞及出土实物认为玉戈与圭、璋关系密切。战国之后，玉戈受青铜戈造型影响出现“胡”，同时进入发展尾声。

龙形玉佩

青玉质。此器采用商代典型的“双阴拟阳”刀法琢刻，大龙张口露齿，“臣”字形眼，龙角后伏，呈弓背姿态，龙身饰有勾云纹，龙尾上翘；小龙背向伏于大龙背部，方形眼，通身饰有方形纹，背脊出扉棱，龙爪清晰可见。大龙背部钻有一孔，以便系挂。商周时期的佩玉以动物造型最为常见，形制特征明显，多为片雕，刻划简练，善于抓住对象瞬间的动感，神态毕具。

龙纹玉觿

青白玉质，局部呈铜绿沁。觿最初为解绳结的实用器，多为骨、角质。考古发现，商代玉觿多与铜弓形器、铜镞等共出，推测其为与车马弓战相关的礼仪性饰物。西周之后，玉觿仅作佩饰，成为象征矢射技能的礼仪性玉饰，同时被赋予“成人之佩”“君子之佩”等含义。

双龙首玉璜

青白玉质。玉组佩盛行于两周时期，既有装饰功能，又有礼制含义。从出土并复原的西周实物来看，多璜式玉组佩大多出自姬姓诸侯及其夫人的墓葬，玉牌式玉组佩均出自诸侯夫人墓。

兽面纹玉戚

青黝色玉质，局部沾染朱砂。正背面饰纹相同，均以双线阴刻技法模拟浅浮雕效果，主体为一兽面，下有一排四组涡纹，再下有一排对应的三角形纹。兽的眼眉之间有一圆形穿孔。玉戚属礼兵器，是权利、地位的象征。

龙凤纹玉柄形器

黄绿玉质，局部受沁呈灰白色。正背面饰纹相同，构图为下龙上凤，龙身蟠曲，凤鸟羽冠勾喙，翅翼高卷，尾羽回旋。玉柄形器始见于夏，或与史前玉锥形器有渊源，是夏商周时期最常见的礼仪性玉器之一。柄形器的具体功能随时间的发展而演变，目前主要有佩饰、石主（类似牌位）、祭神祇的祼礼用器等推测。

重环谷纹玉璧

黄白玉质，局部有赭黄色沁。整器作内、外二环套连状，双面浮雕饱满而有序的谷纹。外环有七个对钻孔。玉璧侧边有一钻孔，另刻有“七百五十二”铭文，或为当时批量制作或贮备数量的编号。

双身龙形玉饰

青绿玉质，两面纹饰相同。龙一首双身，大眼眶，圆眼珠，身躯向两侧对称盘曲，尾部回卷。通身饰网格纹、“S”形纹，双身分叉处有长方形穿孔，可供镶嵌。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玉礼器逐渐衰落，多种具有新造型、新寓意的玉器出现，形体蟠曲或虬结交缠的各种龙纹流行，奇姿异态，自由浪漫，与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相呼应。

凤纹玉韘式佩

白玉质，局部可见红褐色沁。商周时期，按照一定规程举行的礼仪性弓矢竞技——“射礼”盛行，主要由贵族成员参与。玉觿、玉韘、玉臂鞲均与“射礼”有关，早期兼具实用、装饰及身份象征意义。韘为拉弓射箭时勾弦的实用器，多套于拇指。战国中期之后，随着“射礼”的世俗化，实用型玉韘渐式微，演变为玉韘式佩。

龙凤纹玉璏

青白玉质，局部有黄褐色、黑色沁。器面窄端中部饰龙纹，龙首两侧各饰一虎纹，身下饰左右对称的双凤纹，凤爪又各攫一小蛇。器前后侧端及孔周边框上饰云纹。以玉饰剑，始于西周，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盛行。一套完整的玉剑具包括玉剑首、玉剑格、玉璏和玉珌等。前两者装饰铁剑，后两者装饰剑鞘。玉璏镶于剑鞘外部中上端，可供穿入革带以佩剑。

“尚方”铭玉璏

尚方，汉少府署官，“主作禁器物”。史载有“尚方斩马剑”，剑利可以斩马。学者据此“尚方”铭玉璏推测，尚方可能也曾制作玉剑具，是汉代官方琢玉机构。

四灵纹玉胜

白玉质。四灵指古人崇拜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方神灵，分别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位，起源与早期星象观测有关，寓“镇四方，避不祥”。“胜”是西王母的标志，相传西王母“豹尾虎齿”“蓬发带胜”。汉代人因崇拜西王母而流行戴胜，常见金、玉、琥珀、琉璃等质地。

此器将四灵纹与胜之造型巧妙结合，隔柱上浅刻篆书“长宜子孙，延寿万年”八字，有辟邪厌胜、拂除不祥、追求长生等寓意。

玉刚卯

白玉质。玉刚卯与玉严卯都是四面刻有辟邪韵文的佩玉，内容略有不同，但皆具“护身”之意。刚卯流行于两汉，一说与汉代皇室的刘（劉）姓可拆字为“卯金刀”有关，有尊重国姓及强刘之意。东汉有制规定，凡着朝服必佩刚卯。玉质刚卯仅列侯以上者方可佩戴。

玉买地券

青玉质。买地券是古代以地契形式置于墓中的随葬明器，既是墓地购置凭证，又是敬告土地神灵，让墓主灵魂在冥间免受干扰的通报文书。此件买地券为迄今发现的唯一玉质作品，双面有铭文，大意为建初六年（公元81年）墓主靡婴购得这块墓地，并记录了东南西北四方广幅及见证人。

龙纹玉鲜卑头

“鲜卑头”为自铭，意即腰带扣。此器正面透雕一躬身盘曲、满饰鳞纹的龙，背面两侧各有一列铭文，记载了该器的名称、制作年代、制作机构、制作工时、监造官姓名等。学者考证认为，此带扣或曾为晋代皇帝御用。

右侧铭文：庚午，御府造白玉袞带鲜卑头，其年十二月丙辰就，用功七百。左侧铭文：将臣范许、奉车都尉臣程泾、令奉车都尉内侯臣张馀。

云龙纹玉盘

白玉质。唐代玉质器皿常见者包括碗、杯、盅、盒等。云龙纹玉盘盘口呈十二葵瓣状，与西安何家村窖藏中出土的白玉及水晶八瓣花形杯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形制上或受金银器或瓷器的影响。玉质温润晶莹，外壁浮雕双龙戏珠图案，属于典型的唐代龙纹样式。在出土和传世器中类似的器物十分罕见。

伎乐纹玉带

白玉及银质，整套含方形玉带銙十二、一端圆弧的长方形玉䤩尾一、银质带扣一和银质提携一。玉方銙正面各饰一奏乐胡人，玉䤩尾正面饰一起舞的胡人。

玉带是表身份等级的礼仪用器，结构完备、形制规整者始见于北周。唐代伊始，玉带装饰被定为官制（舆服制），仅三品及以上官员可用。这种兼实用、装饰、礼仪等功能为一体的器具，主要由带扣、带鞓、带銙和挞尾组成。带銙主要为玉质，另见玛瑙、青金石质等，常为素面，也有饰动物纹、植物纹、胡人伎乐纹等。其中的胡人多手持异域乐器，是唐代多文化融合的印证。

金链双鱼形玉扇坠

白玉质。此坠出土时扇坠系于洒金折扇上。扇坠圆雕并体双鱼，素身无鳞。造型圆浑，小巧玲珑。内穿金链，一端套圆环，用于系挂，另一端与折扇轴头相连。此坠背部中央开大椭圆天地孔，鱼的背鳍呈锯齿状。上海地区出土的玉扇坠迄今仅有打浦桥明墓出土的三件，玉质皆上乘。

持莲玉童

青白玉质。主要以透雕结合阴刻技法琢童子持莲纹样。宋代起，持莲童子题材十分流行，寄寓“连生贵子”，渊源或与“鹿母莲花生子”的佛教传说相关。童子形象多似佛教弟子“摩睺罗”，常作折荷叶、玩荷花之态。

春水玉带銙

白玉质，局部为黑色。器作长方形，高浮雕一幅海东青攫天鹅的图景。春水、秋山玉流行于金元时期，以北方游牧民族春、秋渔猎活动为纹饰主题。春水玉常见鹘（海东青）攫天鹅，秋山玉多表现秋天鹿、虎等动物散布山林的景象，且善用“俏色”工艺，即巧妙利用玉材天然的颜色来设计雕琢，使得物象浑然天成、生动鲜活。

虎纹玉饰

整器正面采用透雕手法表现柞树、山石、灵芝等山林景象，其间一老虎蹲坐回首，头部及毛发刻画仔细，充满淳朴的山林野趣。背面有椭圆形环托，略残，由其推测原器应为带饰。玉质主体近白色，局部巧用玉料皮色表现老虎皮毛及灵芝，属“俏色”工艺。

玉飞天

白玉质。整器以圆雕手法琢一驾云飞天。飞天对应佛典八部护法中的“乾闼婆”，是能歌善舞、满身香馥、造福人间的仙人，东汉末年随佛教传入中国，或因与我国传统的羽人传说相合而广受喜爱。玉飞天盛行于唐代，是人们对极乐祈求的缩影。

螭纹玉牌

白玉质，扁长方形。双面浅浮雕蟠螭纹，造型各异。侧面饰S形纹，仿战国风格，并于间隙处作毛地，于同类器中少见。上端有残损的提携，原可穿绳系挂。

玉牌是明清时期十分流行的男子佩件，多单件使用，纹样可见瑞兽、花鸟、山水、人物、诗文等。清代推崇明代琢玉大师陆子刚，玉牌常托款“子刚”或“子冈”。尤其是那些一面装饰山水人物纹、另一面装饰诗文者，书卷气息浓厚，深受文人士大夫等喜爱。

人物故事纹玉带扣

白玉质。带扣为古人勾束腰带之物。此件玉带扣正面浅浮雕米芾拜石图和张骞乘槎图。

米芾爱石成痴，曾拜石为“兄”。陶潜爱菊、王羲之爱鹅、周敦颐爱莲、米芾爱石为文人四爱，题材代有推崇，书画、陶瓷、玉雕、竹刻等艺术作品上均有表现。

槎即船筏。古人见海天相接，认为海通天河，乘槎可至。南北朝时期，泛海游仙故事盛行，“仙人乘槎”故事与汉代“张骞穷河源”合流为“张骞乘槎”的典故，后经唐宋发展，至元以后更盛，表超然物外的洒脱。

嵌玉银鎏金霞帔坠

霞帔又称“帔子”“披帛”等，源于唐代帔帛，多披于肩背，垂于身体两侧。霞帔下端缝缀的金、玉坠件为霞帔坠。明代服饰礼仪对于霞帔及霞帔坠的纹饰、材质使用有严格规定。

明代玉器大量使用金镶嵌宝工艺，富丽堂皇。嵌宝种类丰富，可见红宝石、蓝宝石、祖母绿、尖晶石、石榴石、金绿宝石等，多为异域来源，是海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见证。

嵌玉观音首鎏金银簪

白玉质。簪首为一玉观音，观音头戴三叶冠，阴刻发丝，脸似童子，肩部披帛，身着交领宽袖长衫。腰间系带中嵌宝。观音立于莲花座上，莲座上层为仰莲瓣，下层花枝横卧，两旁深处良多莲蓬。背托为一金镂空“寿”字，与扁平簪脚焊接。“寿”字点名此类观音送宝图样有庆寿的含义。经检测，镶嵌宝石为尖晶石。

嵌玉黄花梨木镇纸

压尺为黄花梨质，中间嵌有玉卧犬。压尺，或称为镇尺、书尺，作尺形，以长条形的平面压纸。往往是成对出现，以便压住纸的两端。材质见有铜、铁、木、竹、玉、石、象牙等。

宋代已有文献记载“压尺”。明文震亨的《长物志》有“压尺”专条，云：“以紫檀、乌木为之，上用旧玉璏为纽，俗所称昭文带是也。”此件压尺以玉卧犬为钮，与玉璏钮有异曲同工之妙。玉制文具多见于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这与文人的玉德观紧密关联。

莲鹭纹玉顶饰

青玉质，镂雕三只鹭鸶立于莲花并莲叶、芦草丛中。底部为椭圆形平面，上有四孔。“鹭”与“路”、“莲”与“连”同音。芦草连棵生长，“连棵”与“连科”同音。此图案寓意科举考试连续及第，“一路连科”。

玉顶饰器用尚存争议，或称帽顶，或称炉顶。帽顶为缀于冠帽顶端以示身份之物，流行于元代。明代废止元人冠服制度后，珍贵的玉帽顶常被改作仿古彝器的盖钮，即炉顶。装饰之余，兼具实用。

三螭纹翡翠笔洗

这件翡翠笔洗白地上墨、绿相间。整器成海棠形，下有四扁足。口沿浮雕蟠螭攀爬探首，一螭口喷水柱，水中有一珠，恰为绿色，构成一幅巧色作蟠螭戏珠的意趣场景。

镶金嵌宝花卉纹玉盒

白玉质。镶金嵌宝花卉纹玉盒属“痕都斯坦玉器”，即北印度莫卧儿帝国及位于今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所作玉器，以薄胎和镶金嵌宝为特色。18世纪下半叶，乾隆皇帝开疆拓土，纳贡而进的西域玉器增多，深受帝王喜爱。此件玉盒原应有盖，外壁所嵌红、绿宝石分别为红宝石和祖母绿。

山水人物纹玉山

青玉质。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载：“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明清琢玉工艺因地域、经济、风俗、文化等形成了不同流派，包括京作、苏作、扬州工等。苏作玉器以“小、巧、灵、精”出彩，图案线条刚柔结合，不留碾琢痕迹。扬州工则偏重大件，以碾琢玉山等大型陈设玉器为绝活，同样名重一时。

三螭纹玉觚

黄玉质。整器作菱口喇叭状，分上中下三段。底足内阴刻“乾隆年制”篆书款。觚本为酒器，现以黄玉仿制，用作陈设器。明代高濂《遵生八笺·论古玉器》载：“玉以甘黄为上，羊脂次之。”统计清宫玉器材质发现，黄玉占比最低，足见其稀有珍贵。

前言

第一板块新石器时代玉器（距今约9000—4000年）

新石器时代，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先后诞生了具有各自区域特征的大量玉礼器和玉饰件。以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动物形和几何形器物，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璧、玉琮、玉钺，以及黄河流域龙山文化的玉璋、玉刀等为代表，或造型独特，或饰纹神秘。这些珍贵的玉器蕴含丰富的精神内涵，是早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实物见证。

第二板块夏商西周玉器（公元前21世纪—前771年）

夏、商、西周时期，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和实行礼治，沿袭史前文化并创新制作了系列化的玉礼器，逐步确立了系统的用玉制度。同时，佩玉获得较大发展，造型多为大自然中的动物或想象中的龙、凤等灵物，纹样变形抽象，组合繁复，是贵族阶层不可或缺的身份标识。尤其是西周时期以璜为主体的玉组佩，具有浓郁的等级色彩，与圭、璧以及青铜鼎、簋等一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礼器主体。

第三板块春秋战国玉器（公元前770年—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玉礼器逐渐衰落，多种具有新造型、新寓意的玉器出现。在儒家“玉德”思想的助推下，由多件玉器灵活组合而成的组佩成为“君子”必备，玉带钩和玉剑具也逐渐增多，蕴含品行规范和道德教化的含义。纹饰方面，形体蟠曲或虬结交缠的各种龙纹流行，奇姿异态，自由浪漫，与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相呼应。

第四板块汉晋玉器（公元前206年—420年）

汉代人创造出一种逍遥自在、玄幻多彩的精神世界，并企望长生不老、羽化升仙。受此影响，汉代玉器常蕴含阴阳五行、谶纬神学等观念，普遍用于辟邪厌胜，被神化到了巅峰。加之厚葬理念的驱使，葬玉的使用规模远超以往。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分裂，战争频仍，导致交通阻塞，玉材来源受限，琢玉手工业短暂走向低迷。

第五板块唐宋辽金玉器（公元618年—1279年）

隋唐以来，玉器逐步朝着世俗化发展，题材上多见鸟兽、花卉、人物、山林等，清新绮丽，开创了以实用为中心、以玩赏佩饰为主流的新气象。此外，唐代玉带板上的伎乐人像等反映出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两宋花鸟纹玉佩和持莲玉童等传递纯朴的生活气息，辽金以渔猎为主题的春水、秋山玉饰等显示了北方民族的独特风情，呈现出多元的审美情趣与时代风尚。

第六板块元明清玉器（公元1271年—1911年）

元明清时期的玉器琢制规模不断扩大，皇家贵族用玉的品类和数量超越此前任一时期，民间用玉也非常普遍，金、玉、宝石等复合技艺的器物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喜爱。清代乾隆年间，来自昆仑山脉的和田玉料供应充足，新材质如翡翠、新品种如痕都斯坦玉，亦被充分接受。诸多优秀玉匠效力于宫廷或活跃于民间，创造了中国古代玉雕的巅峰。

重要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