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侯稣钟是西周晚期晋献侯的随葬编钟,由于墓葬曾遭盗掘,其中十四件流失至香港,由上海博物馆抢救回归,另两件经科学挖掘,出土于山西曲沃晋侯墓地8号墓。

山西自古山川形胜,东据太行之险,南临黄河之渊,向有“表里山河”的美称。两周时期立国于此的晋 (延伸阅读1),曾长期称霸中原,其春秋以来的史迹记载十分详尽。然而奇怪的是,晋国的早期历史却异常模糊,对于晋国最初的发祥地更是众说纷纭,汉代以来竟有六种不同的记载,连素称良史的《史记》亦语焉不详,仅称其始封地在黄河、汾水以东方圆百里的范围内。

1962年,著名考古学家邹衡经过艰苦的田野调查,一一排除古人的诸多揣测,在山西南部的翼城和曲沃地区,发现了面积达11平方公里的天马-曲村古文化遗址。1979年到1990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对遗址进行了7次系统科学的大规模发掘,发现这是一处以晋文化为主的古代遗存,时间从西周早期一直延续至春秋战国之交,认为这里正是早期晋国的都城所在和晋文化的发祥之地(组图2) 。然而这一观点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被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原因是在当地并没有发现地下出土文献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诸侯陵园等相关考古证据(视频3)

1991年,位于遗址中心区的北赵村多座大墓相继出现被盗情况,为了抢救这批珍贵的历史遗产,考古工作者于1992年上半年开始发掘清理了严重被盗的1、2号大墓,并(组图4)协同当地公安局收缴了部分被盗文物。从两座大墓带有的长墓道和缴获文物的制作精度以及残留在墓中的一些铭文残片来看,这显然是两座前所未见的高级大墓。

与此同时,来自上海的发现也提供了令人兴奋的线索。1992年,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在香港发现一批带有“晋侯”字样铭文的青铜器(组图5),经询问其来源于山西地区,遂在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果断将其抢救回归。在清理过程中,发现这批青铜器中有两件盨,一件铭文与曲村遗址1号墓的铭文残片内容完全一致,另一件的器盖捉手残缺部分与2号墓发现的一片青铜残件相互吻合,证明其正是1、2号墓被盗的青铜器,也证实了考古人员对曲村墓地的判断:这里是学者们寻找了多年的晋侯墓地,天马-曲村遗址正是2700年前晋国的故都。

在接下来的大规模发掘中,晋侯墓地共出土了9组19座晋侯及夫人墓葬,以及十座陪葬车马坑(组图6)。这些墓葬时代相继,世代相续,正合于《史记》对于晋国西周时王系的记载。而随葬的文物更是精彩纷呈,共有青铜礼器、乐器、成套玉器等数万件,品种繁多,形式优美,发展序列清晰,并发现大量重要铭文,为先秦历史、艺术、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在这些珍贵的器物中,晋侯稣钟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晋侯稣钟出土于晋侯墓地8号墓,1992年8月,晋侯墓地的考古工作因当地的秋收而中断,8号墓在此期间又遭严重盗掘,大量器物流失。1992年底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墓中发现了盗墓者遗漏的两枚编钟。几乎同时,被盗掘后通过走私出境的青铜器在香港的文物市场中现身,但其中的14枚钟却数月无人问津。其主要原因是依据编钟的样式来看这些应该是西周时期的器物,但上面却出现了之前西周文物上未曾见过的刻凿铭文。当时大部分公私藏家都认为,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上只有铸造的铭文,故此对钟的真伪难以决断。

远在沪上的马承源听说了这批钟的情况,根据自己长年的研究经验,断定这是西周时代的重要青铜文物,出于保护文物的目的,他决定在文物市场尚存观望之际,在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的帮助下斥巨资将14枚编钟抢救回国。编钟到达上海后,博物馆的专家发现钟上铭文先后联缀成文,叙述西周末年的一次战争经过而未结束,经过与晋侯墓地两枚残留的小钟比对,造型、花纹、铭文均可相合,证明它们的确属于同一套编钟(视频7)

晋侯钟的主人名稣,是《史记》所载第八代晋君献侯。晋侯墓出土了很多带有晋侯名号的青铜器,但除了晋侯稣,其他器主均不能在文献上找到对应(延伸阅读8)。晋献侯的确认,为晋侯墓地的世代排序提供了坐标,学者们根据各墓所出铜器造型、纹饰的时代特征,结合西周墓葬制度的特点(延伸阅读9),最终推断出了每座晋侯墓主人的确切身份以及他们的世序(动画10)

钟是流行于西周与东周时期的打击乐器,由商代的铙发展(图11)演变而来,其基本形式是在合瓦形的共鸣箱体上设可以悬挂的甬或钮,使用时悬挂于架上敲击,按其具体式样,又可分为甬钟、钮钟(组图12)

《考工记》记载了钟各部分长度大小厚薄的计算方法(图13),从实验可知,钟的音量大小在于共鸣腔的大小,大者声音低沉,小者声音清越;音频的变化则取决于鼓部的厚薄,因此,在青铜钟的鼓部内侧,通常会设有用于调音的凹槽(图14)

无论甬钟钮钟,由于其造型为合瓦状的扁箱体,敲击正鼓部和侧鼓部能够形成两种不同的振动模式,从而产生两个不同的音(动画15)

成组使用的钟即为编钟,将铜钟大小依次成系列悬挂在木架上,用木槌击奏出动听的乐曲。但青铜钟发声绵长,数钟连击容易造成不同音频互相干扰的“混响”情况,故而这种乐器理当以演奏节奏缓慢,旋律性不强的乐曲为主。

西周时期的钟多为双音钟,最少三件大小不等的钟就能获得比较完整的五声音阶,演奏简单的乐曲。而随着器主身份的提高,所用的钟数越多,所跨的音域越广,所奏乐曲亦越复杂。根据文献的记载,编钟的排列“半为堵,全为肆”。即以四枚为一堵八度音。八枚为一肆,跨两列八度,是最基本的演奏单位。而两肆钟十六枚称一虡(jǜ),已是比较复杂的组合。晋侯稣钟正是两肆一虡的编组,敲击每个钟的正鼓部和装饰有小鸟花纹的侧鼓部(图16),能获得跨越一个小三度的乐音,整套钟分为音列相同的两组,音域自小字组的a字到小字组c4跨越三个八度又一个小三度,在当时极为罕见。(图17)

晋侯稣钟的音域虽然比较宽,但是音准却不特别精确,这主要是因为古代钟师调音是“以耳齐其声”,完全凭人的听觉进行,人耳对音高的感受并不与物理学上的音频变化完全吻合,取决于个体的听觉习惯及辨音水平,与现代以仪器调音的结果自然差异颇大。另外这套编钟并非一次铸造而得,而是由三套不同的编钟编配而成(组图18)。有学者认为,这些钟的铸造地点可能不在晋地,它们是晋侯稣获得的战利品,因铭记战功需要而编配随葬,因此其铭文为事后镌刻而非同时铸造(图19)。这种以战利品陪葬的情况在晋侯墓地64号墓出土楚公逆编钟上也有所反映(图20)

考察出土的先秦乐器,在商代已形成了“宫商角徵羽”五声音阶,但晋侯钟的实际测音仅包括不同音高的哆、咪、索、啦四个音频,缺少“商”音,正与文献中周钟不用商音的记录相吻合。这一方面反映了周人对商的敌视态度,另一方面则说明当时乐钟仍不以连贯的旋律为主要追求,而是利用其宏大、悠长的声响,造成一种庄严、崇高甚至肃穆的气氛,其礼仪功用更甚于乐器的功用。它和鼎一样是至高无上的重要礼器,列鼎而食,陈钟而鸣是贵族身份和地位的现实体现。晋侯墓地中的每一组墓葬都发现有青铜编钟,且无一例外都是在晋侯的墓中而非夫人的陪葬,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晋侯稣钟的铭文共有355字,其中重文9字,合文7字,记叙了西周晚期一场激烈的战斗(组图21)

据铭文记载,晋献侯稣参加了由天子亲自指挥的一次大规模战争。战争的地点在山东境内大野泽北的梁山一带,征伐对象是周代中晚期经常骚扰中央的东部少数民族 “宿夷”。战争全过程历时三个月:正月上旬,周王由位于陕西的宗周赶赴东部,于二月中旬到达河南的成周。在经历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后,三月下旬周王带领大军到达山东的菡地(一说为范地),在此分兵出击。周王命晋侯稣北上攻击宿夷的老巢,先后攻克两邑后与自己会师总攻郓城(动画22)。晋侯稣作战十分勇敢,大获全胜,在整个战役中斩首480级,虏敌114人,功勋卓著。战争结束后,为了表彰稣的战功,周王在六月于宗周的正殿之中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先后赏赐给稣马匹、弓箭、和祭祀用的香酒。而这套编钟正是稣为了铭记天子的荣宠而特意制作并奉祀于祖先的。

从铭文的记载来看,晋侯稣所参加的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争,非但由周王亲自指挥,且战斗规模宏大,杀敌人数在西周青铜铭文记录中仅次于著名的虢季子白盘(图23),而俘虏人数更为该盘记录的两倍。

西周晚期,周王室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力减弱,王室直属军队殷八师和西六师也丧失了强大的战斗力,因此,周王经常以“巡狩”的方式宣示王权,震慑蛮夷,来维持其对广大地域的统治。而对于不断发生的叛乱,则借助大诸侯的力量予以镇压,并通过战后的分封赏赐加强王室与诸侯的联系。晋侯稣钟所记载的这次战争,正是由晋献侯担任了主要的战斗任务,因而所得的赏赐尤为隆重。而从晋侯墓地的考古现场来看,似乎也与铭文的记载相符。M8晋献侯的附属车马坑不仅是整个晋侯墓地也是现知西周时期面积最大的一个。此坑东西长约22米,南北宽约15米,中间以土墙相隔,东部埋有活葬的马100余匹,西部埋有战车近60辆。其巨大的车马殉葬规模说明了墓主生前的显赫军功(图24)

钟铭记录晋侯稣参加的平叛战争发生于“惟王三十三年”,由于西周诸王中只有厉王和宣王在位的年数超过三十年,故这场战争应当发生于厉宣之世。而根据《史记·晋世家》的记载,晋侯苏于周宣王六年即位,周宣王十六年去世,因此如果《史记》所记无误,钟铭描述的战争应发生于周厉王三十三年即公元前846年(延伸阅读25),当时晋侯稣尚未即位,铭文中的“晋侯”是墓主在铸铭陪葬时的追称。在晋侯稣钟发现前,中国历史最早的确切纪年是公元前841年,史称“共和元年”,这套钟的发现,为人们重新确定西周王年乃至推断出武王伐纣的确切年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其纪年资料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大研究课题之一。

虽然晋侯稣参加的这次战争规模庞大,战果辉煌,但在正史的记载中却付阙如。究其原因,可能是中国史书隐恶扬善、寓褒贬于文字的“春秋笔法”传统,对于身背恶名的丧国元凶往往只记其恶行,树立起标准的“坏人”形象以警示后人,而对他的一些功德则采取选择性遗忘。周厉王是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为了削弱诸侯实力,加强中央集权,对农田渔樵实行“专利”,实施严格的中央管制,同时在政治上采取“弭谤”的高压政策,钳制舆论,最终导致了大规模的“国人暴动”,自己也狼狈地逃出国都,流亡而死。而他征伐蛮夷、平定叛乱的功烈也被遗忘在历史的记忆深处,无人喝彩,直至晋侯稣钟的横空出世。

本期资料收集:复旦大学叶睿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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