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酉年，故宫博物院迎来八十华诞。为贺庆典，故宫博物院与上海博物馆再集晋唐宋元书画稀珍102件，在上海博物馆隆重举办“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以国宝的魅力展示中华文明，以经典的力量呼唤文化传承。

    “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的隆重举办，是以一种具有文化含量的特殊庆典方式迎接故宫博物院的八十华诞。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故宫，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作为弘扬中华文明的故宫博物院，依托故宫(紫禁城)而建立，是中国最大的博物院，珍藏150万件历代文物典籍和艺术工艺珍品，宫廷历史文化遗存异常丰富。紫禁城是世界上现存建筑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皇宫。它兼具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文化博物馆的特征，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的基本原则。《紫禁城》故宫博物院80年专号对这段曲折而灿烂的历史概括得简洁而深刻：一个人八十年不容易。一个博物馆八十年就不算什么。故宫博物院不一样。八十年之前，故宫是中国漫长帝制时代最后两个朝代二十四个皇帝近五百年生活和执政的地方；八十年之初，故宫从戒备森严的皇宫变成人们自由出入的博物院；八十年间，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大落大起，几乎浓缩了世界几百年的进程；八十年之后，展示的是永远的故宫。故宫八十年，其中有沉重、丰富、精彩、新奇，有变迁、新生、护宝、传神，有“那种渗透其间的至今仍然让人感动不已的典守国宝的精神气儿”，有饱汲文化艺术之精华、凸显祖国文明之悠久的先人之智和今人之志。
    这种具有文化含量的特殊庆典方式推出了经典的盛大典礼。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20世纪80年代对故宫博物院的书画藏品进行鉴定，当时过目古代书画作品8330件，对其中6866件作品进行了著录。故宫博物院计有晋唐宋元书画800多件，其中晋唐宋书画430多件，元代书画400余件，还有189件元以前的碑帖拓本和超过14万件的明清卷轴、碑帖、壁画、版画、玻璃画等各种形式的书画藏品。这次来沪展出的晋唐宋元书画珍品高达60件，可谓稀珍汇集，瑰宝满堂，经典长驱，古韵直入。上海博物馆坐落于上海城的零公里，是都市胸膛上的艺术殿堂，播扬着中华文明6000个春秋的豪气与阳刚，凝聚着人类文化的亮丽与辉煌。上海博物馆书画收藏甚丰，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20世纪80年代对上海博物馆的古代书画藏品进行鉴定，对其中4780件作品进行了著录。上海博物馆在书法方面有商代甲骨文、西周青铜铭文、战国楚简、东晋王羲之墨宝唐摹本、唐人怀素真迹、“宋四大家”和元代赵孟頫杨维桢墨迹……在绘画方面不乏唐代孙位、五代董源徐熙、北宋郭熙、南宋李迪梁楷、“元四家”和元代盛懋、王冕、朱德润、柯九思的精品名作。上海博物馆共有晋唐宋元书画近300件，在“经典展”中上海博物馆有42件西魏和唐宋元书画珍品加盟，以舒展古代艺术，强化经典阵容，弘扬中华文明，共贺盛大庆典。
    书画经典集聚着不同时代的艺术灵性，把遥远的年代明晃晃地予以展示；书画经典融汇着书画家的文化睿智，把艺术创造者的文化禀性活生生地予以诉说；书画经典释放着琴文剑胆的墨色能量，把中华稀珍的东方神韵水灵灵地予以坦露；书画经典挟裹着相伴而生的视觉冲击，把文化精英的艺术求索直爽爽地予以传递。“经典展”调遣了百多件书画经典作品，运筹经典的盛大典礼，无疑具有文化震撼的意义。
    一、堪为经典的国之瑰宝的幸会。在人的一生中，能有机会一次直面百多件千年稀珍，是极为难得的。在艺术生涯中，能有机遇零距离地与这么多的书画经典一一对话，是难以想像的。千年丹青，百代法书，百件经典，百家风采，一展百贺，一生幸会。故宫博物院藏唐冯承素的《摹王羲之兰亭序帖》为纸本，纵24.5厘米，横69.9厘米，清宫旧藏。《兰亭序》是王羲之东晋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与孙绰、谢安、郗昙、支遁等41位名士在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祓禊之礼时为诗集所写的一篇序。唐时声誉很高，唐太宗梦寐以求。孙过庭《书谱序》称“《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太师箴》、《兰亭集序》、《告誓文》，斯并代俗所传，真行绝致者也”。唐时《兰亭序》临摹者甚多，相传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冯承素、赵模、汤普澈、诸葛贞、薛稷等各有摹本。后世所存各摹、刻本，以“定武本”、“张金界奴本”、“神龙本”为著名。相传定武本为欧阳询所临，后存定州定武军库中，初拓本遂以定武为名。相传张金界奴本为虞世南所临，为墨迹本，因其末有元人题“臣张金界奴上”字样，故得其名。相传神龙本为冯承素所摹，因其前后骑缝处有唐中宗年号“神龙”半印而得其名，又称“神龙半印本”。冯承素为唐代书家，唐太宗时人。为将仕郎，直弘文馆。工书，擅钩摹复制古法书。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曾出王羲之《乐毅论》真迹，令冯承素摹写赐长孙无忌、房玄龄、高士廉、侯君集、魏徵、杨师道等六人，时人称为笔势精妙，萧散朴拙。太宗后得《兰亭序》，冯承素又与赵模、诸葛贞、韩道政、汤普澈等人奉旨勾摹《兰亭序》数本，太宗以赐皇太子诸王。冯承素的《摹王羲之兰亭序》被认为是众多摹本中的“最精妙者”，间架优美，备尽楷则，墨迹清晰，浓淡相宜。启功先生对《兰亭序》颇有研究和心得，他在《<兰亭序>考》一文中说到：“这帖的笔法秾纤得体，流美甜润，迥非其他诸本所能及。破锋和剥落的痕迹，俱忠实地摹出。有破锋的是：‘岁’、‘群’、‘毕’、‘觞’、‘静’、‘同’、‘然’、‘不’、‘矣’、‘死’各字；有剥痕成断笔的是：‘足’、‘仰’(此字并有针孔形)、‘游’、‘可’、‘兴’、‘揽’各字；有贼毫的是‘暂’字；而‘每揽’的‘每’字中间一横划，与前各字同用重墨，再用淡墨写其余各笔。原来原迹为‘一揽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后改‘一揽’为‘每揽’。这是从来讲《兰亭帖》的人都没有见到的。并且这‘每’字在行中距其上的‘哉’及其下的‘揽’字，俱甚逼仄，这是因为原为‘一’字，其空间自窄。定武本则上下从容，不见逼仄的现象。可知定武不但加了直阑，即行中各字距离亦俱调整匀净了。若非见唐摹善本，此秘何从得见!(影印本墨色俱重，改迹已不能见)”(《启功书法丛论》，启功著，文物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38页)冯承素的《摹王羲之兰亭序帖》来沪展览，是欣赏摹搨传真、揭示王字奥秘的良机!
    这次“经典展”展出了宋徽宗赵佶的两件书画作品，令观者一睹宋徽宗雪景山水画和“瘦金体”的艺术风采。宋徽宗在位25年，擅长书画，将画等正式纳入科举考试，完备了画院制度，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倡导写生，繁荣了中国绘画。他工书，创“瘦金体”，独树一帜，善画墨笔竹石花鸟，体物入微，形象逼真，勾线劲挺，格调典雅。故宫博物院藏北宋赵佶的《雪江归棹图卷》为绢本，墨笔，纵30.3厘米，横190.8厘米，清宫旧藏。图中雪后山川，平远寥廓，奇峰突兀，栈道盘亘，白雪皑皑，平林漠漠，归棹切切，寒气肃肃。整幅作品洗练流畅兼得，高远平远相间，空间设置精巧，山体错落有致，意境清新高雅，恐为画院高手代笔。画上用瘦金体题“雪江归棹图”，钤双龙纹(朱文)印，押宋徽宗“宣和殿制”及“天下一人”。故宫博物院藏北宋赵佶的《楷书闰中秋月帖页》为纸本，纵35厘米，横44.5厘米，清宫旧藏。此帖释文为“桂彩中秋特地圆，况当余闰魄澄鲜。因怀胜赏初经月，免使诗人叹隔年。万象敛光增浩荡，四溟收夜助婵娟。鳞云清廓心田豫，乘兴能无赋咏篇。”此帖书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庚寅闰八月，赵佶时年29岁。书法矜持细健，瘦挺峭劲，吟咏中秋，情意浩然。宋人《铁围山丛谈》对宋徽宗早年习书论画的师承经过有详细记载，认为赵佶早年习黄庭坚而自成一法，后又通过吴元瑜学薛稷，然后经艺术创作自成“瘦金体”。“瘦金体”的发展由此略见源流。《楷书闰中秋月帖页》是瘦劲挺拔的“瘦金体”的代表作品之一。宋徽宗的这两件书画作品实为“经典展”增添经典气息。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赵孟坚的《墨兰图卷》为纸本，水墨，纵34.5厘米，横90.2厘米。赵孟坚为南宋画家，字子固，号彝斋，系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但与南宋宗室的关系已很疏远。南渡后，其家寓居嘉兴海盐县(今浙江海盐)广陈镇，境况清寒。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中进士，曾任严州太守，“断不依阿事妩媚，亦不聚敛求封殖。”(《彝斋文编?卷一》)曾经“排豪家之势，复两村占产而居之民；雪冤狱之诬，治数人枉戮而出之死”(同上，卷三)赵孟坚风雅博识，工诗善文，襟度萧爽，颇富收藏，喜画梅兰竹石，以示襟怀不俗。《墨兰图卷》画两本幽兰生长于平坡丛草之间，细叶纷披飘逸于流利俊爽之中，兰叶、花瓣皆以淡墨一笔画出，幽兰在春风中轻轻摇曳的动感一览无遗，提按顿挫，一波三折，墨色变化，阴阳向背，用笔劲利，气脉绵绵，示书画之同源，开墨兰之法门，显幽兰之柔美，展格调之清润。画幅左端作者题诗一首：“六月衡湘暑气蒸，幽香一喷冰人清。曾将移入浙西种，一岁才华一西茎。彝斋赵子固仍赋”。诗意闲雅恬淡，借物抒怀，以空谷幽兰自况，入直清高绝俗、洁身自好之意境。图中钤有明代文徵明等人鉴藏印，若对照文氏存世墨兰作品，不难看出赵孟坚兰法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上海博物馆藏南宋赵孟坚的《行书自书诗卷》为纸本。纵33.6厘米，横575.2厘米。行书82行，自录旧作诗五首，间架硬朗，锋颖秀挺，相顾得势，气息通达。卷后有赵孟葆及元苏大年等跋。曾经明吴桢，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等收藏。《大观录》、《墨缘汇观》、《辛丑销夏记》等书著录。《墨兰图卷》和《行书自书诗卷》把观赏者带入了赵孟坚的书画世界。
    故宫博物院藏宋末元初钱选的《八花图卷》为纸本，设色，纵29.4厘米，横333.9厘米。钱选，字舜举，号玉潭，别号巽峰、清癯老人、霅谿翁等，浙江吴兴人。南宋景定间乡贡进士，入元隐居不仕，与赵孟頫、姚式、张刚父等合称“吴兴八俊”，文采飞扬，享誉远近。他善画山水、人物、花鸟。青绿山水师法南宋赵伯驹，但布局趋于疏朗，更显苍郁、幽深和空灵；人物追求古人“高古游丝”线条笔法，以清秀格调描绘古代高人逸士；花鸟师赵昌，“尤善作折枝”，继承了“近体”即南宋院体花鸟细密工致的笔法，敷染传神，设色淡雅。他的形神俱妙，强调“士气”，为后世文人画推崇者所称誉。《八花图卷》描绘折枝海棠、桂花、栀子、水仙等八种花卉，花叶花瓣用细笔勾描后填色，花萼以浓墨点醒，笔法精工，明净秀丽，墨色清润，气质古雅，得“士气”入画之法，有幽静超然之感。一般认为，此画是钱选花鸟画师法南宋院体风格又卓然自立的佳例。在一次展览中，能见如此多的古代名家书画实属幸会!
    二、难以成行的稀世墨迹的圆梦。在2002年底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时，就企盼稀世墨迹西晋陆机的《平复帖》能够前来沪上展出，当年没有成行，这次圆梦成真!故宫博物院藏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为纸本，草隶，纵23.7厘米，横20.6厘米。陆机，字士衡，晋代吴郡(今苏州)人，亦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陆逊之孙，陆抗之子，少负才名，工诗文，与其弟云并称“二陆”，为西晋著名文学家。受成都王司马颖重用，官平原内史。惠帝太安二年(303年)，颖伐长沙王司马乂，以陆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兵败归，为颖所杀。陆机生于吴景帝永安四年(261年)，卒于晋惠帝太安二年(303年)，年43岁，《晋书》有传。《平复帖》的释文为：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
            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
            承使(唯)男，幸为复失前忧耳。
            (吴)子扬往初来主，吾不能尽。
            临西复来，威仪详跱，
            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
            思识囗量之迈前，执所恒有，宜囗称之。
            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平复帖》为我国最早的传世法书墨迹珍品。幅前有古题签“晋平原内史吴郡陆机士衡书”，前隔水有宋徽宗题签“陆机平复帖”。卷后有明代董其昌跋语。《宣和书谱》、《东图玄览编》、《清河书画舸》、《式古堂书画汇考》、《平生壮观》、《大观录》、《墨缘汇观》等书著录。《秋碧堂帖》有摹刻。《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8月版)叙述了《平复帖》的流传经过：据米芾《书史》记载，此帖唐代末年由鉴赏家殷浩收藏，北宋曾藏驸马都尉王贻永家，后为驸马李玮购得。李玮去世后，《平复帖》入宋徽宗宣和内府，元代藏于民间。明代万历年间归韩世能、韩逢喜父子，再归张丑。清初递经葛君常、王济、冯铨、梁清标、安岐等藏家进入乾隆内府，陈设在乾隆皇帝生母孝圣宪皇太后所居寿康宫。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太后去世，此帖作为“遗赐”赏给孙永瑆，再传给其曾孙载治。光绪年间，《平复帖》为恭亲王奕訢所有，并由其孙溥伟、溥儒继承。1937年，溥儒因母亲去世，筹集治丧费用，遂将此帖待价而沽。经傅增湘从中斡旋，最终由张伯驹出巨资购得。1956年，张伯驹、潘素夫妇将《平复帖》捐献国家。
    《平复帖》反映了东汉至西晋时期书体演变的真实轨迹，在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平复帖》自宋代《宣和书谱》将其归入章草体，后世多沿袭之。有学者认为此帖应是介乎章草和今草之间的过渡性书体。帖中用秃颖劲毫，笔法挺健，字划多见因笔毫开叉而带出的“贼毫”之笔，意气生动，平淡质朴，张丑评说：“《平复帖》最奇古，与素幼安(靖)《出师颂》齐名，笔法圆浑，正如太羹玄酒，断非中古人所能下手。”(见《清河书画舫》)因《平复帖》纸质疲蔽，仅展一周，一睹为快，以圆见真之梦。
    三、传承文化的经典伟力的检阅。“经典展”为传承文化，古书画显经典伟力。“经典展”无疑是一次传承文化的经典伟力的检阅。早在2003年初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主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之后，上海博物馆就有意举办“经典展”。乘着“《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和“周秦汉唐文明大展”的相继成功举办的文化轰动，上海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及时联系，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和副院长李季、李文儒、肖燕翼等领导及故宫各有关部门、同行专家的欣然允诺、大力支持。在这期间，于北京和法国巴黎几次见到郑欣淼院长，他都一再表示：“200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80周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展’的意义十分重大。这一‘经典展’可以进一步弘扬中华文明，传承先进文化。”他在后来庆祝故宫80华诞的文章中阐述得十分深刻：“在中国首都北京的中心，有一座无比壮丽的古老宫城——紫禁城。紫禁城作为中国漫长帝制时代最后两个朝代的皇宫，始建于明代永乐四年(1406)，至永乐十八年(1420)落成。在其后近500年的时间内，明、清两代24位皇帝在此居住、执政。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终结了中国的帝王统治。1925年，以明、清皇宫和宫廷旧藏文物为基础，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昔日禁备森严的皇宫变成人民自由出入的博物院，的确是中国历史巨变的象征和缩影，也是除旧布新的历史进程中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最佳选择。拥有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建构最精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拥有150万件历代文物典籍和艺术工艺珍品，故宫博物院因此而举世闻名。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及其无比丰富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承担着保护文化遗产，承传人类文明，开展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使命的故宫博物院，每年迎接800余万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在紫禁城内和世界各地不断展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伟大的紫禁城建筑中，从丰富的藏品中，从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中，从来自故宫博物院的所有信息中，学习、思考、认识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汲取创造新生活的智慧和力量。我十分乐意和世界上所有对故宫博物院怀有浓厚兴趣的朋友们分享保护文化遗产和承传人类文明的乐趣。”(《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8月版，前言)故宫博物院和郑欣淼院长正是站在“保护文化遗产，承传人类文明，开展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的高度来认识、支持和共同筹备“经典展”的。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为“经典展”倾注了极大的心血，整个领导班子和有关部门、专家同行都为之作出了积极努力。
    “经典展”是古代书画的百件稀珍的荟萃，是传承文化的经典伟力的检阅。“经典展”以经典的集聚庆贺八十华诞，以经典的亮相展示千年风采，以经典的力量呼唤文化传承，以经典的链环绵延中华文明。从“经典展”可见中国古代书画历史之悠久，足以立我民族自信；从“经典展”可探中国古代书画气势之恢弘，足以强我民族自立；从“经典展”可察中国古代书画艺术之精深，足以扬我中华文明；从“经典展”可颂中国古代书画发展之坚韧，足以壮我中华精神。“经典展”中名家林立，名品结集，琳琅满目，古意浩荡，艺术灵性在墨色丹青中闪现，书画历史在传世珍品中延续，文化品格在大家伟作中养育，文物丰碑在岁月跌宕中崛起。在“经典展”中，我们可以探究中国书画经典的艺术气质、意韵性质、文化品质和精神本质，认识中国书画发展的延续、创新、变革和拓进，可以解读中国艺术传承的实践依托、理论依据、师承依偎和精神依存，可以领悟中国文化精神的艺术载体、社会认同、智力支持和不竭动力。“经典展”以传承中华文化为初衷，以壮我中华精神为已任。
    事实证明，“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促进了中国书画史的探索，激发了新世纪炎黄子孙对中国书画重新投以饱满的文化热情，“《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引发观众研究帖学、走近“二王”、学习书法，“周秦汉唐文明大展”激励人们回顾周秦汉唐煌煌文明史，掀起学习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事实将进一步证明，“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将把业已形成的“传承中华文化，壮我中华精神”的强劲态势引向纵深。

    书画经典穿越漫长岁月，具有典范功能。书画经典千年流传，百折不挠，经受了长时间的选择，经过艺术大家、书画藏家、研究专家的竞相琢磨，渐成典范，凝聚起典范功能。在“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中，书画经典的典范功能凸显历史经典的规范功能、文人书画的示范功能和千年珍品的识读功能。有了典范功能意识，能在书画经典中追寻范本，领悟各领风骚的书画艺坛何以总有方向性引领；在书画经典中发现规范，体察百家争鸣的千年书画何以有序发展；在书画经典中洞察原创，认识幽深苍远的书画历史何以生生不息；在书画经典中加强辩识，理解起伏跌宕的书画领域何以指向永远。
    一、历史经典的规范功能。在这次“经典展”中，有不少书画珍品堪称范本，对于历代书画起到了规范作用，后人遵从这些规范起步于艺坛，知名于历史，在创新中又推出了新的范本，形成了新的规范。故宫博物院藏隋人书《出师颂》为纸本，纵21.2厘米，横29.1厘米。隋人书《出师颂》原藏清宫，后流散于民间，故宫博物院近年征集，是一件流传有绪、世人瞩目的“铭心绝品”。隋人书《出师颂》为章草。“章草”，或称“隶草”，唐张怀瓘认为“章草即隶书之捷”，它与“今草”的主要区别在于保留隶书笔画的形迹，每字独立不连写，广泛流传于两汉。关于“章草”的得名有多种解释，或谓因汉元帝时史游以此体作《急就章》故得名，或谓因用于章奏故得名，或谓因汉章帝所创故得名，或谓因汉章帝爱好故得名，或谓与“章程书”之“章”同义等等。一般认为，“章”字意指条理清晰，法则严格，符合规矩，提供规范，隋人书《出师颂》作章草体，展示在隶书的草写体——“隶草”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化而形成的书体，定格了衔接早期的篆、隶书体和在后世占主导地位的楷、行、今草书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规范意义。历代见于著录的章草《出师颂》墨迹有二，一为“宣和本”，一为“绍兴本”。隋人书《出师颂》即为《三希堂法帖》中的“绍兴本”。故宫博物院“铭心绝品——两晋隋唐法书名迹特展”指出：章草“自西汉出现后，至东汉中后期趋于纯熟，成为最早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种书法表现形态，三国、魏晋以至隋代，各时期多有承其余绪者，并相继产生了汉张芝、西晋索靖等一些著名的章草书法家；至唐人则‘绝罕为之’，历数百年至元代方得复兴，然风格已大异古人。早期章草墨迹，存世者稀若星风，隋人书《出师颂》即是其中的珍品之一，该作品历代流传有绪：唐代经太平公主、李约、王涯先后鉴藏；南宋绍兴年间入藏内府，经米友仁鉴题；明代归著名文人王世懋，清初由著名收藏家安岐收藏，后入乾隆内府，并刻入《三希堂法帖》。”     隋人书《出师颂》的范本地位显而易见。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李嵩的《花篮图页》亦堪称范本。《花篮图页》为绢本，设色，纵19.1厘米，横26.5厘米。李嵩，南宋宫廷画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出身贫寒，少为木工，后喜好绘事，被著名宫廷画家李从训收为义子，传以画艺，遂成为多能画家，兼擅道释、人物、山水、花鸟、界画。他自绍熙至绍定(1190~1233年)的三四十年间，历任光、宁、理宗三朝画院画家，被誉为“三朝老画师”。《花篮图页》为工笔重彩画，细绘藤编的精美花篮，篮内满插秋葵、栀子、百合、广玉兰、石榴等鲜花。笔法工细，构图饱满，设色绚丽，敷染滋润。花之蕊瓣开合，叶之阴阳向背，筋脉纹理走向，花篮编条结构，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不感琐碎多余，画法精丽严谨而不觉繁缛呆滞，对于静物观察细致，画面生活气息浓郁。《花篮图页》成为宫廷花鸟艳丽精工一派的经典之作，被后人视作范本。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李东的《雪江卖鱼图页》为绢本，墨笔，纵23.6厘米，横25.2厘米。李东为南宋画家，理宗年间常在开封街市上卖画。他的《雪江卖鱼图页》描绘白雪披挂的严冬，山下江水一角，小舟近傍江边，渔翁身着蓑衣，执桨伸肢卖鱼，亭轩中人回话，场景宁静简素。画中着墨不多，笔法简劲，构图别致，人物生动，远山洗练，树多短笔，注重以简取胜，强调生活情趣，经《虚斋名画录》著录，作为范本流传。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陈清波的《湖山春晓图页》为绢本，设色，纵25厘米，横26.7厘米。陈清波系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在南宋宝祐年间曾任画院待诏，喜爱描绘西湖全景，空间布局讲究，笔墨清润秀丽。《湖山春晓图页》描绘山色平推渐远，长堤瘦松映现，游人骑驴遥指，小童挑担相随，对岸楼阁庭院，掩映葱绿林间。画中湖光春色，水天一色，山岛秀色，雾霭隐色，好一派西湖早春风光，好一个湖山图页范本!
    二、“文人书画”的示范功能。这次“经典展”悉心选择了一些“文人书画”，包括文人士大夫的传世书画名作和在文人写意画发展历程中的名品佳作，这些经典作品的示范功能与名人名品的历史穿行力度和书画艺术魅力相伴而生。故宫博物院藏北宋范仲淹的《楷书道服赞》为纸本，纵34.8厘米，横47.9厘米，清宫旧藏。范仲淹，字希元，苏州吴县人。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初为秘阁校理，历官参知政事，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他为政尚忠厚，他的《岳阳楼记》中有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范文正公集》。《道服赞卷》是范仲淹的好友的道服撰书的赞并序。宋代流行道教，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喜与道士交往，衣着道服为一时风气。《道服赞卷》为范仲淹传世的唯一楷书作品。黄庭坚评其书为“落笔痛快沉着，似近晋、宋人书”。此卷结字端谨，笔墨清健，有晋人书风，略带《乐毅论》、《曹娥碑》之意。宋文同跋云：“文正词笔，观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令人既喜皆凛然也。”故宫博物院藏北宋欧阳修的《行书灼艾帖》为纸本，纵25厘米，横18厘米。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有的学者认为，《行书灼艾帖》是欧阳修写给学生焦千之的，关心其身体状况。帖中提到的“学正”，即太学正，是京师国子监中掌管学行、学规的官员。嘉祐元年前后，焦千之曾任此职。此卷面貌端庄，神采秀发，笔墨膏润，示范后人。苏轼评价欧阳修的书法为“笔势险劲，字体新丽，自成一家”，朱熹云：“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此卷可悟其中奥秘。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范成大的《行书中流一壶帖》为纸本，纵31.8厘米，横42.4厘米。范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南宋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绍兴间进士，与陆游同为南宋四大诗家，著《吴船录》、《石湖居士集》。范成大书法出入苏、黄、米三家。《中流一壶帖》又称《上问帖》，为致“二嫂宜人”的问疾帖，书法茂繁通达，遒劲健挺，富于变化，意趣盎然，实为文人笔墨，可作示范。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朱熹的《行书城南唱和诗卷》为纸本，纵31.5厘米，横275.5厘米。朱熹，号晦庵，晚称遯翁，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年十八登进士第，光宗时任江东转运副使，宁宗时为焕章阁侍制，侍讲。他是位理学大师，著作有《四书集注》、《朱子大全》。他的书法从汉魏入手，追索钟繇，亦学过曹操的书法。朱熹学书择帖，与道德修养相联系。《城南唱和诗》是朱熹和张栻所作二十咏，笔势快疾，意致苍逸，洒脱自然，神韵酣然。前有明李东阳篆“晦翁手泽”，后有明陆简跋云：“紫阳夫子平时讲道之功，日不暇给，而于辞翰游戏之事，亦往往精诣绝人。评书家谓其书郁有道义之气固耳。今观吾乡沈方伯时易所藏和张宣公城南杂詠手迹，词皆冲口而得，字亦纵笔所书，榘度弛张，姿态逸发，虽晋唐诸名家未易比数。”此卷可谓传世之佳作，法书之示范。故宫博物院藏南宋辛弃疾的《行书去国帖》为纸本，纵33.5厘米，横21.5厘米。辛弃疾，字幼安，南宋济南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官至大理少卿，加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后进龙图阁，知江陵府，又进枢密都承旨。著名词人。此帖书于淳熙二年(1175年)十月间，辛弃疾时年36岁。中锋运笔，尽合法度，深沉而酣畅，浑厚而自如，爽丽而圆润，挺拔而内秀，融入强健之意，略显苏黄遗韵。这次“经典展”特选梁楷的《雪栈行骑图页》，以示宋代院画对后世文人写意画的影响。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梁楷的《雪栈行骑图页》，为绢本，纵23.5厘米，横24.2厘米。梁楷，为东平(今属山东)人，后移居钱塘(今浙江杭州)，是曾任东平相梁义的后裔。南宋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梁楷任画院待诏，擅长人物、佛道，兼长山水、花鸟，梁楷为贾师古弟子，有出蓝之誉。他生性放达不羁，常纵酒高歌，无视利禄，不拘礼法，被人戏称“梁疯子”。《雪栈行骑图页》画大山、白雪、栈道、人马，点以坡石枯木，染以远山云雾，构图概括，笔简意赅，设色清雅，用笔洗练，凸显“减笔”，动态飘逸。梁楷除了善精工写实、周密繁复的作品，还发展了笔简形具、自然飘逸的“减笔”画风，倡导简约、狂放，被认为“画法之始从梁楷变”，梁楷对后世文人写意画画风的盛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梁楷的《雪栈行骑图页》对后世“文人画”的发展具有“示范性”。中国文人画的兴起在宋代。在职业画家之外，一些文人官员参与绘画，提出绘画不应拘泥于形式，而应重在写意，表现诗意，代表人物有苏轼、王诜、米芾、李公麟等，但此时文人画的提倡主要表现为理论的提出，实践探索尚待成熟。文人画的勃兴是在元代。元代文人画家和士大夫发展了宋代文人画的理念，不求完全真实地反映山水的形态和意境，而是把绘画作为人格和个性的表达载体，在绘画中表现独特的审美感受，追求富于个性的艺术风格。在技法上他们强调“书画同源”，把书法中的笔墨技巧移用于画中，以体现笔墨的“意趣”之美。上海博物馆藏元赵孟頫的《兰石图轴》为纸本，水墨，纵44.6厘米，横33.5厘米。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宗室，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兰石图轴》用草书笔法画岩石，用行书笔法画兰叶和小草，勾勒中留飞白，润笔中见清馨，要笔不繁，兰石依偎，苍劲简率，飘逸洒脱，融入“方知书画本来同”之意，体现文人画的“繁简由之，随心而出”的新的境界。
    三、千年珍品的识读功能。在这次“经典展”中，有的经典之作具有识读功能，帮助观赏者识读笔墨，研究风格，辨识画家，解读经典。故宫博物院藏《文苑图》为绢本，设色，纵37.4厘米，横58.5厘米，清宫旧藏。宋徽宗在画上题了“韩滉文苑图”，因此长期以来被认定是唐代韩滉所作。《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晋唐两宋绘画?人物风俗》(余辉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5月版)认为，“经核对是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卷(宋摹)(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的后半部分。”周文矩，句容(今属江苏)人。南唐画院画家，官任翰林待诏。《图绘宝鉴》记载：“其行笔瘦硬战掣，盖学其主李重光画法。至仕女画，则无颤笔，大约近周昉，而纤丽过之。”在美国的那件摹本的宋以前藏印均伪，但因故宫这件摹本的前半段已佚，故前者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据考此画描绘的是唐玄宗时著名诗人王昌龄任江宁县丞期间，在县衙旁琉璃堂与朋友宴集的故事，与会者可能有诗友岑参兄弟、刘眘虚等人。《文苑图》中，文士依树索句，靠石沉思，并坐展卷，斟酌诗文。文人情态生动，形神兼备。前侧一小童正在研墨，十分专注。点景松树、石崖、石案巧妙穿插，茸茸细草玲珑剔透。人物衣纹所用“战笔描”细致有力，于曲折中见流畅，在圆润中具轻重。构图严谨，节奏讲究，层次清晰，文气浓郁。《文苑图》对于研究五代人物画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帮助观赏者辨识画家，阅读经典。上海博物馆藏五代《闸口盘车图卷》，无款，绢本，设色，纵53.3厘米，横119.2厘米。此画以界画形式再现了河旁闸口一个官营磨面作坊。堂屋安放水磨，望亭置于两端，河上两艘篷船，运粮引渡忙碌。图中酒楼、车船、木桥、人物穿插，劳动者忙着磨面、罗面、扛粮、扬簸、净淘、挑水、引渡、赶车，官吏们则正在查点、饮酒。图中重楼叠阁，角连栱接，穿堂入室，上亭下阶，空间关系复杂，人物线描质实，在建筑规模、器物和服饰方面颇具晚唐五代特点，其山石勾勒的用笔和柳叶的描法保存浓重的唐代遗风。虽然画面左下部楷书“卫贤恭绘”四字款显得稚弱并有重填痕迹，但从画风而论仍属五代之作。此画绘制了水磨和罗面机的装置结构，系目前发现的最早也是最完整的机械图像资料。此画无论是对于研究当时的机械结构，还是对于探索当时的社会风情，或是对于寻求界画的发展脉胳，都极具意义。在“经典展”中，能强烈感受千年珍品的识读功能。

    从晋唐宋元书画发展史的整体着眼，观赏、研究、探索“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的百余件国之瑰宝，更见其经典性。经典的历史巡礼，是历史的经典聚焦，也是经典的历史诠释。经典从历史中走来，历史赋予经典以历史的艺术眼光、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历史在经典中驻足，经典给予历史以经典的书画作品、艺术之链和文化精神。“经典展”的成功举办，是壮观的书画经典的历史巡礼。
    一、晋唐宋元书画发展的历史再现。这次“经典展”所选书画作品的时间跨度逾千年，悉心挑选的经典之作托起了后人瞩目的晋唐宋元书画发展历史，历史地再现了中国书画演变的辉煌时段、精彩华章。中国绘画历史久远，在远古以来的各种彩陶、漆器、铜器、帛画、壁画上已经可见许多具有艺术性的作品。魏晋时期，出现了专业画家和专门的绘画评论，绘画题材也从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和宗教画扩展到以文学作品为蓝本的人物画，标志着绘画艺术的真正自觉。魏晋时期的人物画已趋于成熟，在绘画技法上出现了以顾恺之为代表的“密体”和以张僧繇为代表的“疏体”，在绘画理论上提出了“气韵生动”、“传神写照”的艺术标准。隋唐绘画的发展以人物画的兴盛、走兽画的高度发展和山水画的独立成科为标志。五代绘画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人物画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山水画、花鸟画以及结合诸画种技法的风俗画均趋于成熟，为宋代绘画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水墨山水成为主流，以真实反映自然的风貌气质为目的，出现了表现不同地域风貌的画风。北方画派以荆浩、关仝、李成、范宽为代表，是五代、北宋山水画的主流。特点是注重客观真实性的描绘，主要表现峻拔雄伟的高山大岭。当然，在北方画派各家的作品中，又有不同的笔墨风格和艺术特征。江南画派以董源、巨然为代表，主要表现平淡天真的洲渚峰峦，在五代、北宋的山水画坛不占主导地位，但元代以后被奉为山水的正宗而占主导地位。五代的花鸟画从人物画的背景中独立出来，并形成“徐熙野逸”和“黄家富贵”。五代人物画承唐代绮丽人物的余声，工笔重彩，色泽更加典雅，姿态更为生动，场景被安排得更巧妙。宋代是中国绘画发展的全盛时期。由于宫廷的提倡，皇家画院制度的建立，山水、花鸟、风俗画均获极大发展，绘画理论长足进步，进一步确立了艺术法则，并涌现出大量著名画家和经典作品。人物画也出现了新的创作方法，同时文人画的出现为中国画的转型首开先声。元代文人画勃兴，表达文人意趣的“士人画”有了很大发展，同时继承宋代写实传统的经典力作依然问世。一般认为，中国山水画出现于战国之前，滋育于东晋，确立于南北朝，兴盛于隋唐，成熟于五代宋金，文人化于元代。花鸟画起步于人物画、山水画之先，成科却在其后。中唐一批擅长于花鸟草虫的画家的名世，标志着中国花鸟画作为专科业已崛起。有的学者认为，花鸟画在中国画坛的真正兴起在于五代，唐初只是动物画趋于成熟，尤其是鞍马画盛行，画马名家辈出。中国书法的发展在晋唐宋元长驱直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真切反映了东汉至西晋的书体演变，示范了介乎章草和今草之间的过渡性书体。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向“点画自如、超逸流便、崇尚风韵的楷书、行书和草书”推进。王羲之完成了重大变革，实现了隶书的楷化和行草化，被后人尊为书圣。王献之则作进一步发展，使书风愈发潇洒畅达，在笔墨中强化了抒情性。魏晋时期的书法艺术，在南方以二王为代表，以行草的帖、札居多，风格秀美含蓄，雅致舒展，以气韵见长。在北方则以大量的碑版、墓志、造像题记上的作品为代表，多楷书佳品，书风雄强，结构绵密森严，以气势取胜。唐代书法继承魏晋优秀的传统，兼收南帖的韵致秀雅和北碑的雄劲严整，追求用笔、结体上的严谨法度，形成了健美相兼、气象恢弘的时代风尚，建立起完备的楷书法则，并将今草进一步发展为狂草，建树了中国书法的主要书写规范。盛唐形成了与时代相契合的雄秀书风。草书至唐代向更加豪放纵逸的方向发展，“颠张狂素”，狂放见奇。在帖学滋养下成长起来的宋代书法平稳发展，北宋中期以后，苏黄米蔡宋四家异军突起。南宋书法虽从总体上渐呈下势，却也留下不少文人士大夫的经典法书佳作。元代书法重又活跃，赵孟頫、鲜于枢等各领风采，元代后期杨维桢、吴镇、倪瓒等赢得了法书发展的新空间。
    书画经典的历史再现理应关注书画家的紧密联系以及作为时代群体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这次“经典展”选择了书法“宋四家”中的蔡襄的《行书自书诗卷》、黄庭坚的《草书诸上座帖卷》和《行书华严疏卷》、米芾的《行书苕溪诗卷》和《行书参政帖》；选择了绘画“二米”中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卷》，“南宋四家”中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卷》、马远的《踏歌图轴》、夏圭的《梧竹溪堂图页》，“元四家”中黄公望的《丹崖玉树图轴》、吴镇的《渔父图轴》和《竹谱图卷》、倪瓒的《六君子图轴》、王蒙的《夏山高隐图轴》和《春山读书图轴》……
    书法“宋四家”是指宋代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在北宋中期以后崛起，“把书法艺术从客观的审美对象引申为关注主观的表现个体，为书坛带来了一股新风。”故宫博物院藏北宋蔡襄的《行书自书诗卷》为纸本，纵28.2厘米，横221.2厘米，清宫旧藏。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人。北宋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甲科第十名及第。曾知开封府、福州、泉州、杭州等。他的诗文、书法在当时声誉很高，书法以其真、行、草书皆优且概入妙品或精品而遐迩闻名。欧阳修评说为“蔡君谟之书，八分、散隶、正楷、行狎、大小草众体皆精”，苏轼评说为：“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乎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此诗卷是蔡襄诗稿的一部分，共录写五言、七言诗11首，为其罢福建转运使，召还汴京“复修起居注”时，在北归路上所作。此诗卷开始行中带楷，渐变为行草，又挥写成小草，下笔自如，天然俊美。蔡襄书写此诗卷时仕途“得意”，身心闲适，书学日精，沉稳端丽，诗卷自留，无拘无束，作品经典，势在必然。故宫博物院藏北宋黄庭坚的《草书诸上座帖卷》为纸本，纵33厘米，横729厘米。黄庭坚，字鲁直，号清风客、山谷道人、山谷老人、涪翁、黔安居士。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擅长诗词。书法初受学于苏轼，与张耒、晃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初师周越，后学颜真卿、张旭、怀素，书法成就很高。他的楷法精巧奇肆，行书擒纵从容，行楷内紧外驰，草书摆脱成法，达到了随心所欲、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气势非凡的境地。《诸上座帖卷》系以狂草录写五代金陵(南京)僧文益的语录，为其友李任道所书。此帖卷纵横驰骋，结体多变，笔法圆劲，字迹俯仰，用笔波曲，体态开张，气势苍浑，神完气畅，纯熟之极，晚年杰作。上海博物馆藏北宋黄庭坚的《行书华严疏卷》为绫本，纵25.1厘米，横115厘米。此卷是写给化缘乞讨的僧人以换取银两的。他以“鹭鸶股上不胜下刀”喻已没有钱财资助缘事，却谓“可持此字去，有以百千助缘事者与之”，豪迈豁达，十分自信。此卷行楷书写，蕴含禅机，清劲委婉，筋脉舒展，神闲气定，韵致浑润，风度纵逸，精神传世。故宫博物院藏北宋米芾的《行书苕溪诗卷》为纸本，纵30.3厘米，横189.5厘米。米芾，初名黻，字元章，号海岳外史、襄阳漫士、鹿门居士、淮阳外史，人称米南宫。祖居太原，后迁襄阳，最后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故亦称吴人。工书，善画山水，自成一家。苏轼对米芾书法评价甚高：“海岳平生篆隶真行草书，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苕溪诗卷》系米芾“将至苕溪戏作呈诸友”，即为米芾元祐三年戊辰(1088年)春夏间客居无锡时游苕水所作，到八月(秋中)将离别无锡去湖州，临行时书写以别诸友人，当年米芾38岁。此诗卷书体谨严劲健，清雄脱俗，结构平中见奇，转折肥美动人，争让收放合理，如驭阵马动人。上海博物馆藏北宋米芾的《行书参政帖》为纸本，纵23.9厘米，横12.2厘米。《参政帖》记述北宋参加政事苏易简家收藏书画所钤印记之事，结体紧密，笔意俊爽，刚健之中见秀美，疏密之中见绝艺，“无往不收，无垂不缩”，可感晋韵唐法，又融米字神髓。书法“宋四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典展”挑选了“宋四家”的5幅经典之作，可见展事之厚重。
    “二米”为北宋米芾、米友仁父子之合称。米芾被称为“大米”，米友仁被称为“小米”。“二米”在中国书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故宫博物院藏宋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卷》为纸本，墨笔，纵19.7厘米，横285.7厘米。米友仁，一名尹仁，字元晖，晚号嫩拙老人。祖籍太原，米芾长子。宋宣和四年(1122年)应选入掌书学，南渡后官任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其山水画传承“米点”法而胜于蓝。他画云烟变灭，林泉点缀，看似草成，实见法度。米友仁在《潇湘奇观图》自题：“先公居镇江四十年，作庵于城之东高冈上，以海岳命名，一时国士皆赋诗，不能尽记。……此卷乃庵上所见，大抵山水奇观，变态万层，多在晨晴晦雨间，世人鲜复知此。余生平熟潇湘奇观，每于登临佳处，辄复写其真趣成长卷以悦目，不俟驱使为之，此岂悦他人物者乎。此纸渗墨，本不可运笔，仲谋勤请不容辞，故为戏作。”此卷描绘奇丽的潇湘景色，图中冈峦连绵，林屋其间，烟云苍茫，姿态多变，点画水墨，纵横落点，连勾带撩，尽情渲染，淋漓酣畅，虚实结合，变幻莫测，一改以前青绿山水画的“线勾填彩”画法。当然，图中山头的点子皴，亦改其父之“浓墨大点”为“淡墨细点”。
    “南宋四家”为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李唐在北宋徽宗时入画院，南渡后以成忠郎衔任画院待诏，时年已八十。他创格变体，开南宋绘画一代风气。“南宋四家”发展的大背景是南宋王朝在临安的建立，在政权稍稳定后，赵构重整宫廷画院，江南地区的绘画在继承北宋成就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天地，代表这一时期绘画成就的便是“南宋四家”。这四家的艺术风格既有共同特征，又有各自的艺术个性，他们的画风在南宋150年盛行不衰，对后世也有深远影响。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卷》为绢本，设色，四幅，纵41.2厘米，横分别为67.9厘米、69.2厘米、68.9厘米、69.5厘米。刘松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居住于清波门外而被人称为“刘清波”或“暗门刘”(清波门俗称暗门)。淳熙初画院学生，绍熙年间(1190~1194年)升为画院待诏。《四景山水图卷》描绘西湖庭院别墅的四时景色，春景图中春风绿柳，芳草萋萋，外游寻春，生机盎然；夏景图中花繁树茂，新荷初展，主人端坐，静心纳凉；秋景图中老树经霜，秋色甚浓，庭院深深，长者独坐；冬景图中白雪飘冬，朔风凛冽，骑驴过桥，踏雪寻梅。四时变化清晰，四景描绘入木，笔墨严谨细密，刚健兼有滋润，既继承了界画用笔精细的传统，又把人物与环境有机地融为一体，笔墨生妙，诗意浓郁。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马远的《踏歌图轴》为绢本，设色，纵192.5厘米，横111厘米。马远，字遥父，号钦山，原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其曾祖、祖父、伯、兄及本人均为画院待诏，活动于南宋光宗、宁宗年间。马远对于山水、人物、花鸟无一不精，其山水画的成就尤为突出。马远有“马一角”之称，意指马远多作山水一角之景致，所画的树石线条刚劲坚凝，有如折钗股似的弯折之角。他常常不作全景式铺陈格局，而描绘边角之景，如明代曹昭所说：“或峭峰直上而不见其顶，或绝壁直下而不见其脚，或近山参天而远山则低，或孤舟泛月而一坐独坐。”(明?曹昭：《格古要论》)《踏歌图轴》系马远大幅山水的代表作，也是大斧劈皴法的经典之作。图中远山矗立，雾霭迷蒙，宫阙隐现，小桥通垄，老翁醉酒，且歌且行，安居乐业，景象和谐。图意可见宋宁宗赵扩在图上题的五言绝句：“宿雨清畿甸，朝阳丽帝城。丰年人乐业，垄上踏歌行。”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夏圭的《梧竹溪堂图页》为绢本，设色，纵23厘米，横26厘米。夏圭，字禹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宋宁宗朝画院待诏。初学人物，后工山水。夏圭有“夏半边”之称，意指夏圭多作山水滩岸林带半边之景致。此图页画梧桐用浓墨作双勾，苍劲质朴，画竹叶分出浓淡不同层次，茅屋中的人物以简笔勾出，远山以花青轻勾淡染，下笔果断，墨色淋漓，笔法苍老，但气韵清幽。
    “元四家”为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元代绘画在主题意涵、风格特征和审美取向上与两宋时代有明显区别。文人画的成熟和经典佳作不断标志着元代绘画的巨大转变，构成了元代绘画的主体精神，“元四家”便是元代文人画的代表性群体。故宫博物院藏元黄公望的《丹崖玉树图轴》为纸本，设色，纵101.3厘米，横43.8厘米。黄公望，字子久，号一峰、大痴道人等，江苏常熟人。原姓陆名坚，父母早逝，家贫无依，后过继浙江永嘉黄姓，“髫岭时螟蛉温州黄氏为嗣，因而姓焉。其父年九旬时方立嗣，见子久，乃云：黄公望子，久矣。”(钟嗣成《录鬼簿》)遂更姓名为黄公望，字子久。黄公望努力实践赵孟頫的“文人画”主张，注重“绘画由重格律、以理贯法向重气韵、以趣运法的升华，建立起文人画的典型风范。”他的山水画构图取法于荆关和董巨的法则，在笔法上“则将宋人的繁缛缜密变为简括松秀”，如恽寿平所说“其皴点多而墨不费”。他在《写山水诀》中说到：“山论三远，从下相连不断，谓之平远；从近隔开相对，谓之阔远；从山外远景，谓之高远”，以“阔远”取代北宋郭熙三远中的“深远”，体现元人对山水画的新的意境追求。他体察自然之妙，勤于写生，创作态度严谨。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指出：“山水画……至大痴，黄鹤又一变也。”在《丹崖玉树图轴》中，层峦叠嶂，溪流潺潺，云雾蒙蒙，殿阁隐现，小桥横跨，老者策杖，领悟苍秀，悠然寻幽，笔法松灵，设色淡雅，无愧于“元季四大家之冠”的经典之作。故宫博物院藏元吴镇的《渔父图轴》为绢本，水墨，纵84.7厘米，横29.7厘米。吴镇，字仲圭，号横花道人，浙江嘉兴魏塘镇人。他性格孤傲，绝意仕宦，元孙作《沧螺集?墨竹论》中说到：“仲圭为人抗简孤洁，高自标表，号梅花道人。从其取画，虽势力不能夺”，“余留秀州三年，遍访士大夫家，征其笔迹，蔑有存者。”他善画渔隐山水，遥接董巨风仪，追求简洁疏朗。《渔父图轴》画远峰近岗丛树，小溪蜿蜒而出，汇入清清湖水，渔父坐舟垂钓。笔法圆润古雅，意境高远幽深，恰如自题诗句：“目断烟波青有无，霜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四腮鲈，诗筒相对酒葫芦。”自然坦荡，质朴无华。上海博物馆藏元吴镇的《竹谱图卷》为纸本，墨笔，纵36厘米，横539.3厘米。图中首写杂树，类以山石，墨竹数竿，直斜倚侧，水墨纵横，枝叶纷披，中锋出笔，苍然劲健。《竹谱图卷》为吴镇71岁时作。他晚年喜画墨竹，“抱道之无心，凌云如有意。寂寂空山中，凛此君子志”，“众木摇落时，此君特苍然。节直心愈空，抱独全其天”(《墨竹谱》自题诗)。《竹谱图卷》所凸显的清旷幽深的气韵与墨竹自识诗句十分吻合。上海博物馆藏元倪瓒的《六君子图轴》为纸本，水墨，纵61.9厘米，横33.3厘米。倪瓒，原名珽，字元镇，号云林，别号为朱阳馆主、萧散仙卿、海岳居士、幻霞子、如幻居士、无住庵主、沧浪漫士、荆蛮民等。江苏无锡梅里祗陀村人。倪瓒生性阔疏，不善理财，终因不堪官府的赋税和劳役而弃家出游，往来于苏松一带，与江南文士饮酒唱和，赋诗作画，逸笔纵横，心态超然。倪瓒多画山水和竹石，山水取法董巨，用干笔披麻皴画坡石远山，用疏简笔法描绘疏林亭阁，“一江两岸”，清幽平淡，表现竹石时抒写性灵，苍劲简率，笔意松秀。《六君子图轴》作“阔远”式构图，“一水两岸”，上下分明，树林顾盼，远山逶迤，气脉通达，体貌新颖。图中六君子为松、柏、樟、楠、槐、榆，丛生于陂陀之上，枝干挺拔，意象生动，“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以寓“遗世独立”、品格清高。故宫博物院藏元王蒙的《夏山高隐图轴》为绢本，设色，纵149厘米，横63.5厘米。王蒙，字叔明，号黄鹤山樵，湖州(今属浙江)人，赵孟頫外孙。大约在至正末年，王蒙受张士诚之聘至吴门，在张氏割据政权中任长史、录事一类小官。至明洪武初年，王蒙再次出仕，“知泰安州事”，与朝中公卿往来甚密，被牵涉进丞相胡惟庸逆案而被捕下狱，死于狱中。王蒙的山水画深邃繁密，空旷峻伟，笔墨淳厚，苍茫深秀。倪瓒说他“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清閟阁集》卷八)，董其昌评他：“王叔明画从赵文敏风韵中得来……凡泛滥唐宋诸名家，而以董源王维为宗，故其纵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规格之外。”(《画禅室随笔》)《夏山高隐图轴》绘夏日深山，千岩耸立，飞瀑直下，林荫繁荟，流泉相间，寺观隐约，静谧清润，密而不塞，实中求虚。一般认为，王蒙的山水画在“元四家”中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倪云林“出简”，王蒙“出繁”；黄公望的画多滋润，王蒙的画多干擦；吴镇的画用湿笔，王蒙的画见苍老。赏读《夏山高隐图轴》，可帮助领悟王蒙山水画的艺术特色。上海博物馆藏元王蒙的《春山读书图轴》为纸本，设色，纵132.4厘米，横55.5厘米。崇冈叠起长松挺，春山读书岁月甜，水阁临溪飘清幽，倚栏远眺连气脉。
    二、晋唐宋元书画创造力的整体凸显。晋唐宋元书画艺术在中国书画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充分显示了艺术创造力。书法领域崇尚创造，晋唐宋元一路璀璨。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绘画领域注重原创，晋唐宋元倡导在继承中创新，在师承中突破，在传承中崛起，在起承中成林。这次“经典展”选择的经典之作充分展示了书画大家的创造性的艺术轨迹，整体凸显了晋唐宋元书画的创造力。故宫博物院藏北宋薛绍彭的《草书大年帖页》为纸本，纵25.1厘米，横34.8厘米，。薛绍彭，字道祖，号翠微居士，河中万泉(今山西万荣)人，曾官秘阁修撰，知梓潼路漕。书法结构严谨，锋藏不露，古意时溢，不显浮急，接晋人遗风，创北宋新意，探柔健之法，得“米、薛”称誉。《大年帖》又称《晴和帖》或《大年借墨帖》，原为三帖合卷之一，现仅存此一帖。此帖笔法圆健，结构挺然，深谙二王，显现风骨。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扬无咎的《四梅图卷》为纸本，水墨，纵37.2厘米，横358.8厘米。扬无咎，字补之，号逃禅老人、清夷长者，江西清江人，寓豫章(今江西南昌)。擅画花卉、人物，以墨梅见长。扬无咎的墨梅画法，渊源于北宋画墨梅名家仲仁和尚，但有创新，创立了圈花法，改墨晕花瓣为墨笔圈线，“变黑为白”，把墨笔花卉画升华到新的高度。以后汤正仲、徐禹功、赵孟坚继承发展，使墨笔花卉画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扬无咎无疑起了承先启后的创新作用。《四梅图卷》写梅花未开、欲开、盛开、将残四种形态，圈点花头，挺直枝干，拉出细枝，留出飞白，清瘦绝人，疏影横斜，素洁坚贞，独具匠心。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马和之的《后赤壁赋图卷》为绢本，设色，纵25.9厘米，横143厘米，清宫旧藏。马和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绍兴年间进士，官至工部侍郞。擅画人物、佛道、山水，创立“兰叶描”，清淡飘逸。元代王蒙赞他“脱去铅华艳冶，专为清雅圆融，向来院画一派，至是为之一洗。”他深得宋高宗、孝宗重视。高宗赵构书毛诗三百篇请他图写，他传之于后世的作品多属此类。《后赤壁赋图卷》画苏轼《后赤壁赋》之意，描写苏轼与友人乘舟夜游赤壁的情景。图中夜色苍茫，江水浩淼，扁舟漂泊，四顾寂寥，“孤鹤横江东来”，众人仰首远眺。构图远阔，笔法创新，独到的“兰叶描”把此画画得线条流畅，工中带写，潇洒自如，清俊闲逸。元俞和有诗评马和之的画：“飘飘墨法恍如兰，指掌烟云色可餐，千载辋川清绝处，流风今属画中看。”从《后赤壁赋图卷》看，俞和的评论是恰当的。故宫博物院藏元康里巙巙的《草书述张旭笔法记卷》为纸本，纵35.8厘米，横329.6厘米。康里巙巙，一作康里巙，字子山，号正斋、恕叟等，元代康里部人。从小受汉文化薰陶，博通群书，先后任祕书监丞、祕书大监、集贤直学士、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知经筵事等。他善行、草书，有晋人笔意，创自己新法，是当时少数民族的著名书法家之一。《述张旭笔法记》传为唐颜真卿著文。此卷笔势爽利，转折圆健，奋笔疾书，风格沉稳，较好地反映了唐里巙巙的艺术创造力。
    三、晋唐宋元书画艺术精神的深刻揭示。晋唐宋元书画驾驭水墨色，融汇精气神，有傲立不屈之韵，无畏缩颓唐之像，历经风雨沧桑，仍见气魄风度。书画家在为书画提神的创作过程中，树魂立根，心灵升华，进入状态，有序传承。上海博物馆藏南宋张即之的《待漏院记卷》为纸本，纵47.2厘米，横2665.5厘米。张即之，字温夫，号樗寮，南宋和州(今属安徽)人，系参知政事张孝伯之子，书法家张孝祥之侄，官至司农寺丞，史称张即之博学多识，“性修洁，喜校书，经史皆手定善本”。书法出入欧阳询、颜真卿，体方字健，结构严谨，笔法险劲，刚意自如，“以能书闻天下”，“大字古雅遒劲，细书尤俊健不凡。”《待漏院记卷》为张即之传世的大字作品之一。此卷字大如碗口，每字四寸见方，每行三字，中锋侧锋兼用，浓墨飞白共存，变浑厚为方劲而力透纸背，化雄俊为气度而神韵见胜。所书内容是北宋王禹偁撰写的《待漏院记卷》。“待漏”即百官事先集于殿庭等侯朝见，文章是说当宰相的在等待朝见时该想些什么，以为“一国之政，万人之命，悬于宰相，可不慎欤!”张即之的强健笔力把文意表达得大气磅礴。上海博物馆藏元杨维桢《行书真镜庵募缘疏卷》为纸本，纵33.3厘米，横278.4厘米。杨维桢，一作维祯，字廉夫，号铁崖、铁笛子、铁笛道人、铁心道人、铁冠道人、东维子、抱遗老人、梅花道人、梦外梦人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据传筑楼铁崖山，植梅千株，聚书数万，读书五年不下楼，因善吹铁笛而以“铁笛”入号。元泰定四年(1327年)进士，官天台尹。他系元代著名诗人、书法家，书法取法于汉晋，糅章草笔法于行草书，清刚劲拔，力戒甜媚，苍古奇诡，自成一体。卷中真镜庵庵址在今上海市闵行区高行镇，此卷即为真镜庵募缘所写的疏。全文42行，145字，大中带小，粗中有细，湿中见枯，奇崛劲练，风貌刚直，狂悟奔放而不失法度，出新求变而章法全在，明代吴宽认为杨维桢的书法艺术犹如“大将班师，三军凯旋，破斧缺锜，倒载而归”，可见其艺术感染力和视觉冲击力。晋唐宋元书画艺术精神的深刻揭示，已成为“书画经典——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藏品展”的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