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鲜卑头制作年代曾经多人考证，或认为是南朝刘宋文帝的御用物，或认为是东晋废帝的御用物，主要的根据是铭文中“庚午”所对应的年代，以及所参照的出土同类实物形制或相关资料（11-衍生阅读） 。

以上二说虽结论不同，但相同处都是将“庚午”视为干支纪年。但从现存铭文来看，其前后年代记述存在着明显的呼应关系，“庚午”和后面的“其年十二月丙辰”当处于同一年份。问题是“庚午”究竟是纪年还是记日？

按照古人干支纪年、月、日（12-批注） 的习惯，干支一般跟在年号、月、日的后面，如《（北）魏故中散杨君（阿难）墓志铭》有“永平四年岁次辛卯十一月癸已朔十七日已酉”句。有的年、月、日中，干支仅用于纪日，如西晋《南乡太守郛休碑并阴》有“泰始六年正月丙午造”句。而且如在同一场合使用干支时，其前后记述格式必为相符对应，如《汉严道君曾孙孟广宗残碑》中有“十月癸卯于茔西起坟，十一月乙卯卒”之句，“十月癸卯”与“十一月乙卯”对应。由上述例证可以看出，如将“庚午”视为纪年，则后面的月、日将无从对应，不符合古人表达上的习惯。从实物观察可以得知，此鲜卑头由于前部残损曾经过改制，因此，其铭文也确实有所缺漏，显得不甚完整，如将“庚午”视为记日，则铭文中自相矛盾的现象便不复存在，其与后面的“丙辰”也正好符合习惯格式上的对应关系。如此，“庚午”前的缺文应该为年月，如补上“某某年号＋某年某月”就完整了。

那么，此鲜卑头究属何代之物呢？从器形考察，其与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的嵌绿松石龙（应为螭）纹金带扣风格基本一致（图组13） ，故当定为同时作品。此外，鲜卑头铭文中的句法也与晋代相同，如“其年十二月丙辰就”，“就”是当时的习惯用词，在晋代其他器物铭文上亦经常出现。如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记载西晋断砖上的“太安二年八月廿日就工作”铭款，并引用《水经注》：“洛阳涧有桥悉用大石题云‘（西晋）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工。’”的记载考证，提出这是晋人的例行句法。”同书另一条则记载东晋断砖上铭有“咸和六年八月十五日就作甓”款等。

从监造机构“御府”的沿革看，这一归属光禄勋管辖的机构虽在晋代得以延续，但仅限于西晋时期，晋室东渡后即遭撤并。

而鲜卑头记述的监造官名中有“奉车都尉”一职，为西汉武帝时所建。晋代沿袭此职，但据《晋书·职官志》记载，“（东晋）元帝为晋王，以参军为奉车都尉，掾属为驸马都尉，行参军舍人为骑都尉，皆奉朝请。后罢奉车、骑二都尉，唯留驸马都尉奉朝请。”也说明奉车都尉设立的时间主要是在西晋。

此外，《晋书·舆服志》载：“后汉以来，天子之冕，前后旒用真白玉珠。……及过江，服章多阙，而冕饰以翡翠珊瑚杂珠。侍中顾和奏：‘旧礼，冕十二旒，用白玉珠。今美玉难得，不能备，可用白璇珠。’从之。”璇，《玉篇·玉部》释为“美石次玉。”说明东晋天子的冕旒用玉只能使用假玉，而要找到上佳的白玉来制作鲜卑头想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而为鲜卑头系西晋所作的论断又增添了一份依据。

由此，这件鲜卑头的制作时间大致可明确为西晋时期，由于西晋时期十二月且有丙辰日的年份不少（14-列表） ，故此鲜卑头的确切日期已难以考出。但不妨根据史料来加以一些合理的推测。西晋国阼短促，仅五十二年，历四帝。惠帝是个天生白痴，他与其后的怀帝、愍帝相继遭遇了“贾后专权”、“八王之乱”、“永嘉之乱”、西晋覆亡等重大变故，国家几乎无一天宁日，所以要用稳定充裕的时间去制作鲜卑头的可能性不大。而比较而言，只有晋初的武帝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维持了一段相对繁荣的小康时期，一度还有过“太康盛世”，且其在位时间最长，达二十五年。另，《晋书·武帝纪》记述晋武帝在举行代魏登基大典的日期，是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266年2月8日），它与同月在前的丙辰（1月29日）正好相差十日，由此推断鲜卑头或有可能是为武帝登基大典所特制的。皇帝即位是非常隆重盛大的事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晋书·武帝纪》），这件精工雕琢、绝世罕见的鲜卑头正堪配此场合。虽然文献粉饰武帝为“大弘俭约”，但西晋上层贵族的奢靡之风却是历史上闻名的，所谓“侈汰之害，甚于天灾”，好大喜功的开国皇帝为其登基盛典制作豪华绮丽的衮服和与其配套相称的鲜卑头，是毫不足奇且十分适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