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后背交椅的造型在宋代以后就没有显著变化，有所改变的只是局部造型和装饰纹样而已。明代晚期以后，家具风格的转变与硬木的使用密切相关。

据文献和传世可信的实物看，明代早期的家具仍以漆木制品为优。当时的文物鉴赏类笔记《格古要论》记载，“洪武初，抄没苏人沈万三家，条凳、椅桌，螺钿、剔红最妙，六科各衙门犹有存者。”1970年，山东邹城市九龙山发现的明鲁王朱檀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家具（图26） ，也以漆木器为主。朱檀是朱元璋的第十子，卒于洪武二十二年，以其墓葬规格之高而未见硬木制品，可见当时家具用材与晚期确实存在不同。

晚明时期，这种现象发生了变化。松江人范濂所撰《云间据目抄》记载：“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范濂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他的整个少年时期都在嘉靖年间度过，而当时的松江地区仍以银杏金漆家具为主，只有莫廷韩（是龙）等贵公子才从苏州地区带回“细木数件”。但到了接下来的“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各种硬木家具已大为流行，连榉木都嫌不够名贵了。

硬木家具的流行一方面与晚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明代海禁开放的结果。明代自洪武年起，朱元璋为防沿海军阀余党与海盗滋扰，下令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 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直到隆庆年间才调整政策，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隆庆开关”的直接效应就是“五方之贾，熙熙水国，刳艅艎，分市东西路”。大量海外洋货涌入国内，其中自然不乏来自东南亚的各种珍贵硬木，而当时的名贵家具，很多都由这些进口木材制作的。

当时的硬木家具颇有引领时尚的意味，它们以“古雅”为美，从简约的外形到内在的气质，都继承和延续了宋、元的风采。按王士性《广志绎》所说： “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

这件圆后背交椅即采用名贵的黄花梨木制成（27-衍生阅读） ，其沉着坚致的质地与自然柔和的纹理色泽刚柔相济，既给人以挺拔卓立的质感，又具有行云流水般的视觉效果，远观近睹各具其美，使家具的线条和造型有了极致的表现。在设计和制作交椅的时候，当时的工匠也充分考虑到了这种材质的优势（图组28） ，将椅圈加工成圆材，严密榫接，形成流畅的曲线，一气呵成，使花梨木温润的光泽和细腻的花纹在最小的面积中得以最大限度的呈现。而交椅的后撑腿与弯转而向前探伸的部分也一木连做，与椅圈以角牙加固连接，从侧面看去构成一个优美的S形曲线，和腿足成X相交的杌凳部分形成曲直异趣、欹正相生的线条变化，结构的坚固与外观的轻盈相得益彰。从正面观察这把交椅，则可见它整体构成一个半包围的结构，椅圈和座面、靠板组成线与面的朴素几何构图，而面积比较大的座面和靠背板又分别为绳穿和透雕效果，虚实互用，统一中富变化，规范中见自由，体现出一种隐约的灵动感和含蓄的奢华气质。